会上的失败主要是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即那些一直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干部和军官组成的“沉默的多数”）成功动员的产物。但这次工作会议和全会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首都出现了公众对邓路线强有力的支持，对**事件影响仍记忆犹新的领导层不能不受此形势影响。

    **事件表明，在50年代初期就受到灌输的国家纪律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受到多大程度的削弱。毛曾宣称，“造反有理”。1976年4月5日，首都成千上万人起来造反了，反对毛为他死后选定的政治领导人和经济、社会纲领。70年代中期，中国各地发生了罢工、怠工和纯粹的流氓行为。这表明，不只是政治上已经觉醒的首都居民才认识到中国**的权威已受到严重削弱。

    毛的逝世以及那些希望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的逐步崛起，在首都又激起了一场支持这一进程的新的群众活动。**事件是公众为邓和他所坚持的路线平反而进行斗争的第一幕。其后插演的幕间节目是吴德市长下台。吴德对镇压**抗议者负有重要责任，在经受了历时18个月的报界隐蔽抨击和大标语公开攻击之后，吴德终于在1978年10月被撤职。③民主墙算是第二幕，但这一次由于邓本人的反对，帷幕提前落下了。

    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一个星期后，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长安大街（经过**，离广场不远的一条宽阔大街）的一堵墙上。①这张由一名技工张帖的大字报，点名批评毛支持“四人帮”解除邓小平的职务。早些时候另一张大字报称邓为“活着的周恩来”，并谴责当局对**事件的处理。第三张攻击“一小撮高层人物”（显然是指“凡是派”）阻碍对这一事件的所谓反革命性质的重新评价。

    支持邓、反对“凡是派”、批评毛成了许多大字报的主题。它们肯定使邓和他在工作会议中的支持者有一种满足感：即在此关键时刻他们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但这些写大字报的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不久他们就发行小册子、报纸和杂志；或立讨论组，“如人权同盟”和“启蒙社”。在第一张大字报贴出的一个星期内，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阅读民主墙上的大字报，而且积极地争论问题，甚至与外国人一起讨论。11月26日，美国报业辛迪加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带着人们给他提供的问题，准备第二天采访邓小平。27日晚，诺瓦克的同事，多伦多《环球和邮政报》驻北京记者约翰·弗雷泽向听众们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邓已告诉诺瓦克，民主墙是件好事，“大混乱爆发了”。但是当激动的听众听到邓在预测事件的前景时说，民主墙上所写的东西并不都正确时，他们激动的心情又平静下来。②

    民主墙是一种比**事件更为深刻的现象。后者是对毛和“四人帮”的愤怒的短暂爆发；大多数诗词是悼念周恩来或谴责**的。另一方面，在民主墙，中国的年轻人（主要是受过初中或高中教育的蓝领阶层）③对广泛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探讨。尽管他们经常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天真，但他们明显地对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民主——的可能性极为热心：

    五届人大开红花，

    起草人民新宪法。

    八亿人民齐欢唱，

    同心建设新国家。

    先烈鲜血没白流，

    换来今日新宪法。

    保卫民主和民权，

    促进四个现代化。①

    邓小平接受诺瓦克采访时的谈话表明，邓对这场民主运动的最初反应大体上是肯定的。就在那次采访的前一天，邓曾告诉一位日本领导人：“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评群众发扬民主……群众就要让他们出气！”②不幸的是，关于这场运动，邓小平很快觉察到民主与四个现代化之间的矛盾。而且，不管他最早的反应如何，他发现民主墙在他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与其说是一种有利条件，不如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这种矛盾在于，政治大辩论可能失控并削弱他声称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安定团结。他肯定记得，正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年轻人大串联的时候，中国的城市陷入了一片混乱，中国的经济遭受了10年中最严重的挫折。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由老干部和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构成的“沉默的多数”（邓在与“凡是派”的斗争中主要依靠他们的支持）对于对他们的权威和地位的新威胁感到不安。他们不愿看到推翻“四人帮”之后文化大革命又以某种新形式出现。

    在邓于1月28日至2月4日访美之前，由于担心引起不利的舆论宣传，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尽管邓在国外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解放军在2月中旬至3月中旬的中越边境战争（邓十分关心的一件事）中没能给越南一次令人信服的军事教训，邓在此后的地位也许被削弱了。有报道说，在3月中旬，邓还告诉他的高级同僚，镇压民主运动可能会导致不良后果：可以镇压反革命，也可以限制阴谋破坏活动，但回到压制不同观点和不愿听取批评的老路上去，将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①但他同意服从多数意见，并于3月底宣布四个现代化要求国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②邓在阐述提出这些标准的必要性时所作所为的讲话令人想起了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时毛的所作所为。邓说：

    有些坏分子……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煽动下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③

    《探索》杂志的编辑、民主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指责当权者抛弃了“民主保护者的面具”。3天之后，北京当局颁布条例限制民主运动，第二天，魏被捕。在1979年10月的审判中，他被判处15年徒刑。④1980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同年2 
    华国锋下台

    中国党史专家正确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它是1949年以后这个历史时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果华国锋有足够的机智或灵敏的话，他本来可以与那些在民主运动问题上反对邓小平的老干部形成共同的事业。也许正是担心真会这样，邓才如此迅速地改变了策略。但事实上，华和“凡是派”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泥潭不能自拔，因此即使有这种联盟，也不过是短暂的成功。

    结果，华孤立无援，眼巴巴看着一个反“凡是派”联盟在最高领导层中形成了。在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四中全会上，**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前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他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继邓小平和**之后职位最高的受害者）也回到了政治局。另有11名杰出的老干部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

    在1980年3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五中全会上，邓实现了更大的突破。华在“凡是派”中的支持者——汪东兴、纪登奎、吴德和陈锡联（即“小四人帮”）被免去一切党政职务。来自大寨的模范农民领袖陈永贵（他被认为无能但没有恶意）被免去政治局委员职务。胡耀邦和**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胡是邓的忠实追随者，他在50年代一直担任共青团书记。现在他被选为中国**总书记——自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撤职后，这一职位一直空缺。新建立的书记处几乎由清一色的邓的支持者组成。最后会议同意，对文化大革命中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所有指控都是错误的，应为他平反。②

    邓的下一个步骤是要消除“凡是派”在国务院的影响。根据五中全会的决议，1980年4月，副总理陈锡联和纪登奎被撤职。但是要免除华国锋的总理职务则较困难。邓主张党政分开，并建议除华之外，一大批老干部（包括他自己）辞去副总理职务，这样也可使国务院成员年轻化。尽管邓要消除两个机构重叠的愿望是真诚的，但这一策略本来就骗不了人，更不用说华了。华本来可以利用其军委主席的职位去寻求军队的支持；但一则关于华在1980年5月的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简短报道表明，他原来可能希望在共同坚持毛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忠诚的纽带。①但是即使军队将领们开始对邓的某些政策感到不安，他们也不可能选华作为他们的领头人。

    在8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每年召开的人大会议因此推迟到月底召开）之后，高层领导同意由**来接替华的总理职务。邓小平、**、陈云和其他三位老干部适时地辞去了副总理职务，陈永贵也被免去了副总理职务。②新任命了三名副总理，其中包括外交部长黄华。至此，所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受益者都被清除出国务院，国务院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和受害者的天下。③

    下一阶段就是败坏华的声誉和撤除其保留的职位。在11月至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一大批高级干部的请求下，华的履历受到了无情的审查。会议肯定了华国锋在帮助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所立下的功劳，但指责他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没有纠正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甚至他在表面上已纠正的错误也再次被指了出来。

    华一直坚持使用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他未曾主动去修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继续发动反邓运动，拒绝为**事件平反。为此，他再次受到攻击。他对匆匆作出建立**纪念堂和出版《**选集》第五卷的决定负有责任（这两件事可能得到叶剑英和**的同意）。他因阻碍对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进行平反而受到指责。在对待毛问题的态度上和在支持“两个凡是”中，他一直是“固执己见”。他对前两年经济上的盲进及其造成的严重损失负有很大责任。①总之，这次会议认为华“缺乏党的主席所应具备的政治和组织才能。人人都知道，他本不该担任军委主席”。②

    由于受到了全面攻击，华请求免去他所有的职务。但考虑到礼仪的需要，或许为了给叶剑英留点面子，③华没有受到致命的一击。在**六中全会作出正式决议之前，他不会被免除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然而，尽管到1981年6月底，他还一直保留着他的头衔（1981年6月底以后，他被降为党的副主席），但他的职位却立即由别人取代了：胡耀邦任党的主席，邓小平任军委主席——大家都认为他早该担任军委主席职务了！

    最后，由于中国**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延期召开，④华保留其中国高级领导层中名义成员身份的时间比原计划延长了约18个月。但在1982年9月，华国锋被降为中央委员。他从前的合作者汪东兴降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最后一名。华的时期正式结束。

    ① 高皋和严家其：《“文革命”十年史》，第703—708页；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六十年》，第657页；《**党史大事年表》，第405页。多姆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 治》第138页的叙述中认为曾有过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① 《**党史大事年表》，第405页。 ② 首次披露于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社论中；《**党 史大事年表》，第406—407页；《中国**六十年》，第670页。 ③ 《中国**六十年》，第670页。中国出版界大量出版关于华国锋的书籍和小册子。根据S.施拉姆1984年撰写的作品，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卡片索引中，约有300种关于华国锋个人崇拜的书籍和小册子，根据施拉姆的判断，这只是全国出版的此类图书和小册子的一小部分；S.施拉姆：“‘经济挂帅？’三中全会以来的意识形态与政策（1978—1984）”，《中国季刊》第99期（1984年9月），第417页。注1。这时，华国锋最受人喜爱的宣传照片是他和毛在一起——可能是已故的**说那番不可思议的祝福词的时候。有些观察家发现，华国锋改变发型以使自己像**的样子。 ① 多姆斯：《中华人民并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46—147页。 ② 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六十年》，第670—671页；《**党史大事年表》第407—408页。陈云发言的要点见《陈云文选》（1956—1985），第207页。 ① 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73—574页；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40—142页。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51—52页；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六十年》，第671页。 ② 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74页。关于在跟华国锋谈话中邓表示对他的拥护，见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看望邓小平和在医院中的刘伯承的手稿备忘录，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收藏。我感谢迈克尔·舍恩哈尔斯使我注意这条材料。 ③ “实事求是”这句口号源于汉朝；《邓小平文选》，第55—60页；《**党史大事年表》，第409—410页。 ① 《中国**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2页。 ② 《中国**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91—195页；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六十年》，第674页。有报道说，邓小平原计划作的关于实事求是的报告由胡乔木起草，但是，当邓小平被委派致闭幕词时，聂荣臻上交了胡乔木的文章，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上，但没有作为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感谢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提供了这条材料。 ① 《中国**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27—236页。关于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构成的更详细的分析，见多姆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50—151页。 ① 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95—596页。 ② 见S·施拉姆采访胡福明的报告，载于施拉姆所著“经济挂帅”一文中，《中国季刊》第99期，第417—419页。 ① 例如，胡福明的原标题是“实践是真理的一个标准”，被修改为“实践是所有真理的标准”，而最后刊登时又改为“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曾详细调查过这篇文章产生的过程，1989年2月3日，他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提交了这个课题的研究报告。 ② 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六十年》，第680—683页；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87页。据舍恩哈尔斯说，胡福明听到主要政治家的消极反应后，变得如此忧虑以至不承认与这篇文章（在内部通报上报道过此消息）有关联，因为这篇文章被改得面目全非。由于罗瑞卿的干预，胡耀邦两名助手中的一位写的补充文章刊登在《解放军报》上；这是罗瑞卿1978年8月去世前最后一项重要的政治行动。 ③ 《邓小平文选》，第127—132页。《人民日报》编辑胡绩伟因转载这篇文章受到该报前任主编吴冷西的斥责，而胡乔木因胡耀邦属下的行为而指责了胡耀邦。因而邓小平的干预是决定性的进展，胡绩伟在《人民日报》上给以大力宣传；舍恩哈尔斯研讨会。 ④ S.施拉姆：“经济挂帅？”，第419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132页。 ①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56页。 ②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六十年》，第682页。迈克尔·舍恩哈尔斯告诉我，《解放军报》上的文章是第一篇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 ③ 《邓小平文选》，第141页。 ④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57页。 ⑤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六十年》，第682—683、 686—687页。当时邓小平正在东南亚访问，会议开始时不在。 ⑥ 《陈云文选》（1956—1985），第208—210页。 ⑦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六十年》，第689页。 ① 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00—201页；北京市委声明的文本在“每季大事和文献”中，《中国季刊》第77期（1979年3月），第659页。 ② 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上的发言中明确说，他痛恨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邓小平文选》，第160页。 ③ 关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以及产生这些成果的一些事件的详细摘要，见**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中国**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74—280页。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 160—161页。 ②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63—164页。 ③ 引自“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77期（1979年3月），第170页。 ① 同上，第169页。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79期（1979年9月），第647页。 ③ 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94—196页。 ① 以下对民主墙的简要概括主要根据加赛德就亲眼所见写的报道：《活跃起来！》，第212—298 页；加拿大新闻记者约翰·弗雷泽：《中国人：一个民族的肖像》，第203—271页；戴维· S.G.古德曼的《北京街头的呼声：中国民主运动的诗歌与政治》中的分析和诗词。加赛 德和弗雷泽与这场“民主运动”的参加者有多次接触。 ② 弗雷泽：《中国人：一个民族的肖像》，第245页。 ③ 这是对一位中国参与者的分析。引自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第141页。此人于1979 年5月被捕，他批评了知识分子的“傲慢”，并指责他们没有参加这场运动。 ① 李宏宽（音）：《宪法颂》，引自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第70页。 ② 引自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47—248页。 ① 引自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5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7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81页。 ④ 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56—257、262页。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文件》，第169页。 ② 资料组：《中国**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81—289页。 ① 华强调道德价值与物质刺激并重。参见“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83期（1980年 9月），第615页。 ② 邓与其他五位老干部辞职的通告与陈永贵辞职的公告是分开的，措词也稍有不同，这表明， 陈是不体面地离开，而且不是光荣引退。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文件汇编》，第175—176页。 ③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3—175页；郝和段：《中国**六十年》 （下），第705—709页。 ① 郝和段：《中国**六十年》（下），第709—710页；**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大 事年表》，第438—439页；资料组：《中国**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90—291页。 ② 引自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6页。 ③ 正如我已指出的，叶对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保留华的领导职务和在1977年劝说华重新 承认邓的领导职务负有某种责任。1981年6月六中全会开会时，叶剑英没有出席，表面上 说是生病了，但他写信表示同意这次人事变动和对华国锋的批评。一份正式的党的报告书认 为有必要发表这封信的摘要，以免人们对他的缺席产生误解。见资料组：《中国**历次 重要会议集》（下），第293页。 ④ 多姆斯指出，1980年2月的五中全会曾决定提前召开**十二大，即在1982年十一大的五 年任期结束前召开。他认为原先预期召开的时间是1981年年初，但由于在对毛的评价问题 上和行政改革上出现分歧，会议被迫延期。这样，十一大任期仍按期结束。见《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