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之后，谁接班？
1978年12月召开的三中全会清楚地表明，无论华国锋的头衔多么耀眼，他只是一位临时继承人，毛的真正继承人将是邓小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邓的最终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毛本人的行为造成的。假如在周生病时毛不把邓召回，那么在总理缺位时，邓也不会成为统治中国的一位显要人物。假如在周死后毛不再将邓打倒，那么邓也不会成为替代文化大革命的新政治秩序的象征。当然，由华国锋、叶剑英、**组成的“三驾马车”本来可能具有更强的优势，从而使那些愤怒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不得翻身。
邓获得权势的令人注目的特点在于，从一开始，他就避免对他的权力进行有名无实的肯定。在叶剑英不再当毛死后的权力经纪人后很久，邓仍坚持在**中央副主席的排名上位居叶剑英之下。①没有迹象表明，邓在任何时候想过要攫取党的主席、总书记或总理职务。相反，他却迅速地把他预期的接班人聚集在他的身边，给他们职位和职责，以便使他们能获得经验和尊敬。这是毛曾提到过但从未付诸实施的一种接班人培养方法。
邓自我克制的主要原因是他决心避免给人以他想扮演毛一样的角色的印象。的确，为了防止任何人企图继承毛的地位，**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取消了党的主席一职。另外一个预防措施就是期盼已久的对毛的重新评价，其目的是通过冷静地估价毛的功与过，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功与过，使毛那种神一般的形象非神秘化。**在对待毛的问题上比苏共对待斯大林问题显得更有勇气。据报道，1956年赫鲁晓夫在作揭发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有人指责赫鲁晓夫也是个同谋犯，并大声叫喊：“同志，当所有这一切发生时，你在哪里？”而当毛的过错最终被罗列起来时，邓作为一个受害者，没有理由害怕发生这样的问题。
然而，比起1/4世纪以前的赫鲁晓夫，邓更有理由谨慎从事。无论中国人可能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多么偏激，赫鲁晓夫一直认为苏共还有尚未受到玷污的列宁的形象可资利用。对于**，毛既是列宁又是斯大林。如果不谨慎处理对毛的评价，两个形象均可能受到损害，这对党的合法性将造成无可估量的影响。
此外，即使在指责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中间，也有许多人想使毛得到保护，使毛的一些行动得到肯定。特别是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不想过分地谴责这个曾领导他们走向胜利的人，也不愿过分谴责他们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一个策略就是尽可能多地谴责**和“四人帮”。从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中国当局对还活着的文化大革命的领袖们进行了一次纽伦堡式的审判。
这次审判公开了许多他们所犯罪行的证据。据估计，差不多有73万人受到诬陷和迫害，其中，近3.5万人被“迫害致死”。大多数被告温顺地承认了他们的罪行，并与法庭进行了合作。另一方面，张春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保持沉默；**则为自己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她反复声称她只做了毛要她做的事。①
这个审判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它使那些受害者看到迫害他们的人已蒙受耻辱和惩罚，甚至使某些人能够在公开场合谴责他们。但是，**的证词说明毛是罪魁祸首，党将不得不寻找某些手段与这一事实达成妥协，以避开对他们进行追根究底的谴责，因为追根究底对幸存者也极为不利。最初曾有迹象表明，毛将被指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罪”，但后来并未成为事实。那个时期人民解放军的行为受到了肯定。邓确信不切实际的历史学家损害不了他在人民解放军中的重要地位。①
因此，邓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人员的初次讲话中，就坚持认为最核心的第一条是：……确立**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思想。……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思想的旗帜。……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②
3个月后，当邓发现刚起草的决议草稿在这一问题上讲得不够充分时，他说：“不行，要重新来。”整个文件的调子“太沉闷”；“单单讲**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③在此后的意见中，他强调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对毛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邓在此暗示人民解放军也可能通不过。④
成千的官员和历史学家进行了一年多的讨论之后，这一决议于1981年7月1日在**六中全会上被通过——此时正值中国**建立60周年。它直言不讳地将文化大革命归咎于毛：“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同志发动和领导的。”①在分析了这一时期的所有罪行和错误后，决议补上了邓坚持要加的东西。它指出，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左倾错误终究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在他的晚年混淆了是非，错误地认为他的“左”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②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保护过一些干部，批斗过**、揭露过**，并执行了一项成功的外交政策而受到了表扬。③决议最后指出，虽然毛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④
在解释毛为什么犯错误时，决议取得了邓所想要的平衡。随着毛的威望的提高，他逐渐骄傲起来并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他的同事没有采取防范行动，结果党的集体领导被削弱了。没有把党内民主加以制度化；制定的法律缺乏应有的权威。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模式和中国长期的“封建**主义”都有它们的影响。⑤对毛的评价听起来是正确的，但是在解释在无产阶级专政和**领导的制度下如何使民主制度化或使法律受到尊重这一问题上，邓的决议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比赫重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多少。
如果邓不想放弃他曾协助创建的这一制度，他本人将尽力从毛的领导中吸取反面教训。然而，虽然他放弃了毛的头衔和个人崇拜，但他仍没有处理好政治文化中的“封建”倾向。邓曾教训华，职位并不能带来权力或权威。现在他本人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推论：简单地放弃头衔并不能推掉权力和权威，而党的决议也不能驱除帝王的传统。尽管他坚决地声明，他每年只参与一两次关键决策，但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尽管他已放弃了日常的行政工作，但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把他看作最后的决策者。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代际问题。在斯大林以后的俄国，只有幸存者和受益者仍活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毛以后的中国，许多毛的受害者（他们也参加了长征）仍还活着。①他们重新上台，没有因毛的错误而受到玷污，反而由于他们的革命成就而受到表彰。像胡耀邦和**（邓选他们为他的接班人）这样的人不可能获得像邓那样的合法性。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关系问题。邓在党和军队里有一张由朋友、同事、熟人组成的关系网。这些人对于邓成功地推行政策至关重要，胡耀邦，在较小程度上，还有**也都有他们自己的关系网，但他们在权力和威望方面不能与统治中国的盟友相提并论。
在某种程度上，这还是个突然出现的派系斗争的问题。在毛逝世后初期，这些重掌权力的受害者一致认为当时的紧迫任务是撤掉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并摒弃那个时代的政策。在这一任务将要完成时，原先的联盟在下一步该如何走的问题上开始分裂。以重新复职的两位德高望重的“文革”受害者陈云和彭真为例，邓并不总是同他们有一致的看法。假如邓能退休，他的同伙也都退休，让胡和赵去应付他们自己的那一代人，那么接班问题本可以比较容易解决。但由于邓的老战友不愿离开政治舞台，邓只得继续留下以防他们利用老资格干扰他的传人。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个才干问题。邓小平无疑是出类拔萃的领袖，即使在老一辈革命者中，也是如此。但胡耀邦和**都没能证明自己是同样杰出的继承人。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了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谁将统治中国，**还是人民解放军？
毛之后，哪一派统治？
1980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在总结华的缺点时，更多地考虑的是他作为军委主席的权力，而没有考虑他领导**的权力。然而，在一个党指挥枪的国家里，党选出的任何领袖本应自然地受到将领们的尊重。显然这并不符合华的情况。1976年华成为军委主席，据推测，这是因为当时那位当然的候选人叶剑英元帅坚持这样做，并站在华一边，授予他权威。当邓在1977年年中作为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重新掌权时，这些将领们可能更不大理睬华了。当邓1980年下半年出任军委主席时，他们的天下似乎重新做了正确的安排了。
邓也许已感到他除了担任毛的头衔中的这一头衔之外别无选择，但他这样做引起的问题与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它使军队将领们认为他们有权只受国家中具有最高权威的人指挥，他们不受各级官僚的干预而与最高层有着直线联系；虽然国防部长对总理负责，总理又对党负责，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所有的大事都在军委讨论解决。因此它证实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人民解放军是一个分离的机构，只是将领们需要协调一致。
邓的目标是要恢复军队的纪律，结束军队不愿服从命令和执行中央制定的政策的状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在1975年就提出了这些问题，但他现在承认这些问题尚未解决。50000447_0412_0①他有理由认为只有他才能管好军队。从他遇到的困难来看，也许他是正确的。这些问题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机制上的问题。
1980年5月对**的平反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一举动动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理由，因此也是对毛的直接否定。军队将领一直要求维护毛的声誉。叶剑英和许世友（许在1976年曾保护过邓）没有出席为**平反的追悼会，以示不满。①1980年底和1981年初两次大幅度地削减军事预算也激怒了这些将领。人民解放军发动了一场思想教育运动，部分原因可能是为对上述事件作出反应。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将领要想反对由邓和那些改革者所竭力倡导的更宽松的政治气氛，因为这种宽松的气氛侵犯了军队的特权。部队作家白桦被确定为批判对象，就是为了告诫所有的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
面对人民解放军明显的愤怒，邓决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删掉批评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论述。但这并没有平息将领们的不满情绪。在1982年9月**十二大召开前夕，《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攻击“理论界、文艺界、新闻界的个别负责同志”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邓对这种公然违反军纪政纪的行为迅速作出了反应。十二大闭幕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韦在1976年也曾保护过邓）和海军司令员二人都被解职了。②
邓显然认识到人民解放军与**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机制问题。他试图解决但没有成功。在1982年底召开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的新的国家宪法中，包括一项重要的制度改革：建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对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指导人民解放军。根据彭真在全国人大的讲话中所作的解释，“在国家的中央军委成立以后，中国**对军队的领导并不会改变。《序言》里明确肯定了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当然也包括党对军队的领导”。③彭真没有明确指出的是，《序言》中没有谈到作为领导机构的党的军事委员会。那么，党的军事委员会与这一新机构是什么关系呢？
党的杂志上曾发表一篇文章，对正在酝酿中的事提供了重要的暗示。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历史，指出某些时期它是党的机构，而在另外一些时期它则是国家的机构。两种形式的军事委员会都是合法的。在谈到成立这一新的国家机构时，作者断言，军事委员会将作为党的机构继续存在。然而，其含意是：断绝**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联系，并像在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使人民解放军只成为国家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已经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说明，这是经常发生的正常的惯例，因此没有什么可担心的。①为了获得双重保证，邓除了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外，也担任人大军事委员会主席，从而使这一新机构获得了合法性。
如果邓的目标是为取消中央军事委员会打下基础，那么他并未取得成功。这个新的委员会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使军队不再隶属于国务院的一个部，而隶属于全国人大的一个委员会。但是似乎没有任何将领准备把它当作军事委员会的替代物加以接受。相反，正当邓和他的同事们力图全面削减行政开支时，国家却存在着两个相同的军事委员会，——两者都由邓小平和杨尚昆（作为常务副主席）领导。
甚至当邓在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上最终决定率所有的老同志从政治局退下来的时候，他仍不能辞掉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党章规定，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是政治局常委，因此邓赞同修改党章，以便让他继续留任。②邓让新上任的**总书记**担任军事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这意味着中央军事委员会仍将被保留下来，而新的国家军事委员会则形同虚设。
中央军事委员会最近的历史证实了这几年以来人民解放军已牢固地保持了它在**机构中的地位。在邓的领导下，文职人员将逐渐控制人民解放军，特别是在1985年9月举行的几次主要的中央会议期间，他巧妙地安排几乎所有将领退出政治局并果断地减少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之后。但是军事委员会问题表明，文职人员对军队的控制仍要按照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实施：即必须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而中央军事委员会必须由邓来领导，时间越长越好。也许只有当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