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生产和政治秩序至关重要的政府和军事机构的冲击。2月，命令外边的群众组织离开所有党中央各部和那些负责国防、经济计划、外交、公安、财政金融和宣传的中央政府各部、局；军队里的夺权被限制在诸如研究机构、学校、文化机构和医院等这样的外围机构；并且，七个极重要的军区都“延缓”任何形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③另外，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进一步发布指示，要求对所有的秘密文件和档案保密，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档案，群众组织用来批判领导人的许多证据材料都来源于此。①

    最后，中央的指示也试图把群众组织可以活动的范围缩小到这样的程度，即如果这些指示都得到执行，红卫兵运动将会走向终结。群众组织接到通知，要停止为“交流革命经验”而进行的全国大串联，而且接到了要他们返回家乡城镇的指示。通知中学生返回学校，重新上课。而且“边上课，边闹革命”。在“一月风暴”中开始自发形成（或受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鼓励）的“全国红卫兵联盟”变得非常强大，具有难以控制的潜在危险，这个联盟被当成是“反革命组织”并被命令立即解散。工人队伍中的不满人员，尤其是合同工、临时工和被调往边疆地区工作的工人接到通知，要求他们留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些人提出的要求留待文化大革命后期解决。②

    来自政府和军队系统的一批党的高级干部为这些变化所鼓舞，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思想发起冲击。③这些官员包括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元帅，以及副总理陈毅、李富春、**和谭震林。他们利用周恩来总理在2月中旬召开的一系列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会议之机，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这些老干部明确提出了四个原则性的问题，群众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冲击那么多的老干部是否正确；要不要稳定军队；以及在此基础上，文化大革命是应该继续下去，还是像这些官员明确表示的那样应迅速结束。

    2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在北京中南海内的怀仁堂发生了这几次会议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在这次会议上，争论的两派严格地沿长桌的两边排列，周的左边是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总理的右边是三个元帅、五个副总理和国务院官员余秋里、谷牧。主管农业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从桌旁起立，宣布他打算辞职。这一举动只受到陈毅和周恩来的制止。会议到这时很快转为两派之间的激烈争论。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很快把这次会议的歪曲的记录（后来得到纠正）呈送给**。毛对会上所表达的一些意见非常恼火，他认为这是否定他的领导。得知毛生气后，激进派很快就把这次会议说成是“二月逆流”，并以此作为发动一场把所有尚存的高级干部从职位上清除出去的运动的论据。

    因此在某些方面，中南海的这些会议的结果与大跃进期间、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相似。就两次运动的时机来说，中国都处在**发动的激动人心的群众运动之中。在这两次事件中，运动所产生的对立的结果已经变得很明朗，并且都在进行限制它们的努力。但在这两个场合，一些高级官员不但批评运动的过分之处，而且从总体上说，还表示了对运动的某些反对意见。在这两次事件中，毛都把批评看成是对他个人领导地位的挑战。结果是，两次运动不但在其反面影响已经明朗后仍持续了很久，而且一些本意在于纠正那些后果的措施被取消或被搁置。

    因此，由于怀疑2月以前所做的恢复秩序的尝试，“二月逆流”产生了使文化大革命重新激进化的结果。这种发展的一个标志是，虽然使用了像“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的定性字句，但是，还是把对**和邓小平的批判从红卫兵的大字报和小字报转移到了党的官方出版物上。

    假如分别担任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的刘、邓都是这样，那么，这一举动就消除了对全国所有干部都应冲击所存有的任何疑虑。与此相关，对党、政、军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发起猛烈攻击的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在它通过一周年纪念日出现在大众传播媒介上。

    由于有这些变化壮胆，在整个1967年春天，激烈的群众组织对许多现存的政府官员发起了更为强烈和频繁的批判。一个突出的靶子就是谭震林，他是“二月逆流”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他的坦率直言使他成为激进派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在怀仁堂的那次斗争白热化的会议上，谭称蒯大富是一个“反革命小丑”。蒯是清华大学的激进分子，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爱将。据说谭给毛和中央委员会递交了许多书面报告，力请结束“文化大革命”，他在其中一份报告中称**为“当今的女皇武则天”。根据同情激进派的记录，谭还企图恢复“一月风暴”期间被推翻的农业部官员的职务。

    激进派的另一个目标是解除外交部长陈毅的职务。像谭震林一样，陈丝毫不隐瞒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的尖刻态度。有一份记录，尽管可能是伪造的，但流传甚广，其中写道，陈毅遭遇到一群红卫兵，他挥舞着自己的那本小红书《**语录》对付这一局面，他说：“现在该轮到我发言了，请允许我给你们引用**语录第271页的一段话，**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直到红卫兵打开书才发现，中文版的语录没有这一页。①

    但是，也许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最终目标是周恩来，他被激进派认为是“二月逆流”的“幕后支持者”和谭震林、陈毅等这类官员的保护者。在北京贴出的许多大字报以冲击谭和陈开始，而以批判周恩来结束。

    “二月逆流”就是以这种方式使高级干部日益处于易受攻击的、被动的地位。确实，毛还定期进行了干预，再次肯定了他那95%的中国干部是可以挽救的判断。至少在一个时期，毛和周也想把一些干部从群众批判和**打击中解救出来。周本人受毛的保护，而周则竭力保护像廖承志、陈毅、李富春和**这样的干部。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许多省、市官员被带到北京，以便能够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但是这样的措施没能保护每一个人，也没能阻止老资格的文职官员的政治地位的进一步削弱。1967年夏天某个时候，**和邓小平被软禁。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开始攫取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许多权力。激进派继续用“二月逆流”作为高级干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反对毛的领导地位的证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三个独立系统里，老一辈官员现在处于最软弱的地位。

    武汉事件1967年中期，中国最重要的三个变化是：在激进的和保守的群众组织之间，在解放军内部保守和激进的部队之间，以及在“文革领导小组”和武装部队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7月20日的武汉事件（在事情发生的当天之后，中国人称之为“7·20事件”）为理解这些分裂的发展及其含意提供了最好的例证。①

    人民解放军奉命监督全国省和直辖市一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当时，这项任务主要分配给了各大军区及其指挥下的地方驻军。许多军区司令员与当地党的负责人有密切的私人关系，这使得他们倾向于与较为保守的群众组织站在一起来保护党组织。同样，人民解放军维持秩序和纪律的倾向把自己置于与较为激进的群众组织的冲突之中，这些激进的群众组织力图推翻一切官员，他们为了“正在进行的革命”，忽视经济生产。

    所以，在2月间，许多军区司令把中央当局不久前所发布的有关限制“文化革命”的指示做理由，开始压制最难驾驭的激进组织。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作出了许多决定，他首先是使自己脱离“工人总司令部”，然后命令它解散。人们都知道该司令部是激进组织的联盟，它们一直在从事危害社会秩序及经济稳定的破坏性活动。

    对“二月逆流”的批判给北京和各省的激进派以反对人民解放军“镇压”左派群众组织的机会。4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社论，呼吁“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也就是红卫兵）。这篇社论是以武汉和成都军区对现状不满的激进派所提供的材料为基础写成的。同一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委各自发布指示，大大削弱了解放军镇压激进群众组织的能力。①这些指示剥夺了武装部队宣布任何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以及压制那些批判过军队领导人的组织和进行大规模逮捕的权力。从此以后，对群众组织进行分类的权力只有北京来掌握，而那些被军区司令员们贴上反革命标签的群众组织将得到宽恕。据说，这些指示是**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件事情表明，至少在这一点上，毛主义者的联盟之中的这两派之间还有过一次高度的合作。

    由于这些指示大大削弱了人民解放军恢复秩序的能力，它们也就大大增加了保守和激进的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程度。激进派开始从军械库夺取武器，而在华南，他们从开往北越的军火运输船上夺取武器。与此相应，有些地方的人民解放军给比较保守的群众组织提供武器。武斗事件大大增加，不仅造成人员伤亡，而且还影响经济生产。在武汉，主要的结果就是激进派发起了一系列的抗议和示威活动，要求扭转这个城市的“逆流”。显然，这些活动得到了**本人的支持。

    由于4月初的指示规定，只有中央权力机关有权决定参加派性斗争的群众组织的政治导向，所以陈再道请求会见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讨论武汉的形势。根据陈本人的叙述，会议的结论是：武汉军区的行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应该通知武汉的激进派停止对它的冲击。对陈来说不幸的是，在北京正式宣布之前，有关该文件的消息就在武汉泄露了出来。这就引起了**的不满。她指责陈再道是在利用他的成功搞小动作，同时试图怂恿她废除这一协议。

    在此期间，武汉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也加剧了。5月中旬，成立了一个以“百万雄师”著称的保守组织。该组织的计划是保卫军区和大多数老干部。据陈再道说，在武汉，参加“百万雄师”的人当中党员占85％，而且至少获得了大多数地方武装的暗中支持。陈宣称，军区司令部在派性斗争中正式采取中立态度，并且呼吁它们团结起来。不过，对所有卷入派性斗争的人来说，陈及其部属的真正偏向大抵是很明确的。

    于是，第二轮会议于7月中旬在武汉召开，以求重新解决该城市存在的问题。从北京前往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中央军委的两位代表（李作鹏和杨成武）、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两位成员（王力和谢富治）。毛也亲自参加了几次会议。会上，毛和周都批评陈在2月份解散“工人总司令部”，并且命令恢复这个组织。但毛明确敦促参加派性斗争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而且否认有任何打倒陈再道的企图。

    随后，周返回北京，留下谢和王向武汉各派传达会议结果。不论公正与否，这两人拿出来的毛和周的指示是：否定军区司令部，批评“百万雄师”和支持该市激进的群众组织。为这些变化所激怒的“百万雄师”的代表们猛烈冲击谢、王下榻的宾馆。然后，有一群当地卫戍部队的士兵抓住了王力，把他拘留起来，可能还打了他。谢只是因为他的正式职务是副总理和公安部长而得到宽恕。

    由于周火速赶回武汉，保释王力，并调动大量的海军和空降部队夺取了武汉的控制权，终于把暴乱压制下去。王、谢和陈再道都离开武汉，飞往北京。前两人获得了英雄般的欢迎，后者则遭到批判和审问。

    像“二月逆流”一样，“武汉事件”的直接后果显然受到控制。激进派把陈的问题描述成一场兵变。因此，人们以为他将因为其不忠行为而受到严惩。但是，像谭震林一样，陈再道受到的处分比想象的要轻得多。他被解除了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但在其他方面，对他处理相当宽大，而且在**倒台后不到两年便恢复了职务。陈本人把此归因于毛和周的善意。但人们也感到惊诧，在文革领导小组的手中，**对一个完全遭到排斥、甚至不驯顺的军区司令员竟然会友好相待。

    “五一六”兵团的清洗尽管“武汉事件”对主要参加者的影响不是太大，但从更广泛的方面来看，其影响是毁灭性的。激进派，包括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要求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攻击北京和各省的保守派和“修正主义分子”。7月22日，仅在“武汉事件”两天以后，**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①她那个级别的领导支持席卷全国的武斗，这还是第一次。她的声明只是使恢复秩序的一切努力复杂化。

    这种高涨的激进主义目标包括在中国的外交官、外交部和周恩来。许多国家的外交官受到骚扰，英国公使馆（原文如此。应为英国驻华代办处——译者）被付之一炬。一个以前曾驻印度尼西亚名叫姚登山的年轻外交官，在外交部策动一场夺权斗争，他不仅直接把矛头指向陈毅，而且还意欲指向周恩来，因为周试图保护陈。②为了批判“陈再道的后台老板”，揪出为了保护最大多数人而挺身而出的“另一个**”，③这一时期激进派书写的墙报号召打倒“旧政府”。激进的红卫兵想把周揪出来“批斗”，公然在办公室把他堵了两天半时间。

    不过，这时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周恩来，而是人民解放军自己。8月初，《红旗》杂志的一篇社论号召激进派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①人民解放军中可能有修正主义分子，这大概算不得什么新观点。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里有这个意思，1967年上半年的许多社论中也有这个说法。但“武汉事件”所产生的后果使得这样一个口号具有爆炸性，而且产生了许多直接的后果。军区司令员，包括一些与**关系密切的人都受到冲击：广州军区司令员、国防部长的得力干将黄永胜被激进的红卫兵比作“广州的谭震林”。②如果再不制止，这样一种提法将威胁到中**队维持任何一种秩序的能力。

    毛、周和林都反对文革小组的这种煽动，他们有共同的理由：对林来说，因为它威胁到军队的团结及其合法地位；对周而言，因为它危及他对外交事务和国务院的控制，并使他自身的政治地位受到冲击；对毛来说，因为它使中国更加运离他似乎在追求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团结目标。

    所以，在8月底，文革小组重新改组。最激进的四名成员——王力、穆欣、林杰和关锋——被解职，第五个即戚本禹4个月后倒台。陈伯达当主编的党的理论刊物《红旗》向来是文革小组的喉舌，现在被迫停止发行。以1966年“五一六通知”命名的“五一六兵团”把“二月逆流”作借口，先是批判余秋里，然后又批判**、李富春和陈毅，因而受到控告，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周恩来本人。8月，责令激进派对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负责。③

    9月5日，中国的全部四个中央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国务院和“文革小组”——联合发出指示，企图结束全国的武斗，恢复人民解放军被砸烂的权威。禁止红卫兵组织从军队手中抢夺武器，军队不经中央指示，不得向群众组织转交武器。现在，允许人民解放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以对付抗拒军队恢复秩序计划的群众组织。①

    同一天，**在北京的一次红卫兵集会上发表谈话，她设法让自己及“文革小组”的幸存者疏远与那四个被解职的人的关系。她不点名地提到他们，把“五一六”组织说成是一小撮企图夺取群众运动控制权的“极左分子”。她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斥为这些想把中国引向混乱的极左分子设下的“陷井”。她继续为自己提出的“文攻武卫”进行辩解，同时她认为，中国目前的形势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使用武力的正当理由。尽管她竭力否认自己对“五一六”兵团负有任何个人责任，但事实上，**等于被迫发表了一份表示自我批评的声明。②

    8月的混乱和“五一六”事件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有重要的影响。第一，就像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它把“文化大革命”的重心从旧的政治秩序的破坏转为新的政治秩序的创立。9月，**根据他整个夏天巡视全国的情况，透露了他为未来的“文化大革命”所作的“伟大战略计划”。这个计划实质上是要求结束混乱，在22个尚未组织的省级单位尽快成立革命委员会。

    到1967年底，在组织“革命委员会”取得进展的同时，夏天的事件也重新调整了激进的群众组织和军区司令员之间的平衡，形势对后者有利。1968年春天，正如我们很快就看到的，激进主义最后一次回潮，但它从未达到1967年8月的高水准。在群众运动和人民解放军之间，即在继续混乱和政治稳定的唯一希望之间被迫进行选择的时候，毛选择了后者。结果是，在新的地方革命委员会中，军队现在能够相对稳定地向着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制度化的方向迈进。

    “五一六”事件也改变了北京的中央领导层中的联盟形式。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所有主要成员中，与“五一六”清洗的牺牲品关系最为密切的，从而也是受到最严重削弱的人是陈伯达。“五一六”事件的全部五个牺牲品显然都是陈直接控制的《红旗》杂志的副主编。在60年代初期北京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新闻机构中，他们都与陈有密切的联系；《红旗》停刊只能被解释为对陈的编辑方针的否定。在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正在削弱以后，陈伯达便转而寻找新的政治靠山。看来他已选择了**。这是一场双方互有所求的政治联姻。陈伯达能给**提供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点缀，而这显然是林自己在公开讲话中所缺少的。作为回报，**可以给陈伯达提供独立系统——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军队似乎不可避免地从文化大革命中脱颖而出，处于最有力的地位。1967年底，陈伯达开始与**更紧密地工作在一起，献上他以前提供给毛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那种捉刀代笔的服务，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清洗杨成武和压制红卫兵纵使发生了“五一六事件”，但在1968年春天和初夏，激进的群众运动还有一次回光返照。解放军领导层内仍有神秘的混乱，这使激进派昙花一现的复兴成为可能；1968年3月，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和空军政委、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道被解职。①

    清洗杨成武看来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分裂的一个典型事例：各省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裂，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之间的冲突，以及人民解放军内各不同野战军派系的代表间的紧张关系。所有这些冲突似乎都在杨成武的突然失宠中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1967年底以前，杨一直负责解决许多省里的冲突，就像他7月份那样，陪毛去武汉完成类似的任务。不论在山西还是河北，杨都支持保守派反对他们较为激进的对手。在山西，杨拒绝支持激进的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反对该省较为保守的军官们的挑战。在河北，杨支持保守的军事组织和群众组织的联盟反对一个一直得到谢富治撑腰的与激进派类似的联盟。

    更有甚者，杨成武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站在周恩来一边，与中央文革小组和激进的群众组织交锋。显然，杨和傅对与周关系密切的一大批军队干部提供了军事保护。解除戚本禹的职务后，杨鼓动傅崇碧派小队士兵以逮捕戚的同党为名，冲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并遍翻档案，搜查他们的罪证。不管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对包括**和谢富治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剩余成员来说，认为杨正在为控告他们寻找材料不是没有道理的。

    最后，杨成武也卷入了军队内部两败俱伤的斗争。尽管杨与**有某些历史联系，但是，在革命的最后几年他是在军委直属的野战军而不是在第四野战军工作。杨与包括空军司令吴法宪在内的杨最亲密的助手们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而林显然怀疑杨的忠诚。同时，林也把清洗杨成武当成是打击他自己的对手聂荣臻和徐向前的一种手段，聂和徐曾是杨成武所在野战军的上司。

    因而，杨成武因支持了第二次“二月逆流”而受到陷害，像第一次一样，第二次“二月逆流”的本意是保护保守力量，尤其是保护高级干部免受激进派的冲击。他被解职的直接影响有两个方面。第一，它能使**加强对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控制，办公厅负责对武装部队的日常控制。现在**能够把他的五个亲信塞进这个要害部门，这五个人是：吴法宪；黄永胜，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现在代替杨成武成为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林的妻子叶群。①

    激进的群众组织提出抗议，他们宣称新的革命委员会不足法定人数。这种运动开始回潮，并合法化。这就是杨成武事件的第二个结果。在山西、河北、山东和广东，暴乱尤为广泛。在北京，清华大学对立的双方以校内建筑物为工事保护自己，他们在大楼前面设置水泥路障和铁丝网，而且用弩机各自向仇敌发射砖块。

    在广西这样的省份里，革命委员会尚未成立，武斗更容易发生。对立的组织都从开往越南运送军需物资的列车上偷取武器。他们用机关枪、火箭筒甚至用防空武器互相战斗。人们在香港附近的水域发现了沿珠江漂流而下通常被捆绑起来的尸体。它们是武斗的牺牲品。

    正是清华大学的武斗引起了对群众运动的最后镇压和解散红卫兵。7月底，毛命令部分保卫党中央领导人的精锐保安部队——8341部队，与北京一个针织厂和印刷厂的工人一起进驻清华。几天后，7月28日夜，毛接见了清华和北大的学生领袖。听到蒯大富抱怨：有一只“黑手”把工人派到学校来镇压红卫兵，毛宣布：“黑手仍没抓住，黑手不是别人正是我。”毛对红卫兵搞武斗，而不是进行合理的文化大革命表示不满：

    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能用这种方式把全国团结起来吗？②

    除非红卫兵能把事情办好，否则，毛警告，“我们将诉诸军管（对学校），并且要**实施指挥。”

    此后不久，正如毛所威胁的，军官监督下的“工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中国的主要大学。8月5日，毛把巴基斯坦访问团赠送给他的一些芒果转送给清华的宣传队，代表个人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支持。毛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应该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而不是在学生手里。以此作为压制红卫兵的理由。8月中旬，毛发布指示，宣布“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几周后，他命令，与“解放军战士”配合的“工人群众”应领导“无产阶级教育革命”。①

    姚文元曾写过论海瑞的文章，发起了文化大革命。8月底，他又写了一篇文章，该文实质上突然中止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姚的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严厉批评过激的群众运动。文章的作者以此为基础登上权力宝座。文章说，红卫兵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是由于参与者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姚表示：“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②由于实行这样的领导，遗留的群众组织被解散，红卫兵的报纸和期刊都停止发行。

    到年底，在遣散红卫兵组织的同时，开始了数百万年轻人的上山下乡运动。12月，毛又发出了一个指示，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到1970年底，约有540万青年人被转送到农村。大部分人在当地农村落户，但也经常安置到偏远和边疆地区。人们对于他们还能返回老家几乎不抱任何希望。③

    ① 有关**的思想倾向的论述，见S.施拉姆：“从‘人民群众的大联合’到‘大联盟’”，载 《中国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88—105页。 ② 有关上海事件的论述，见沃尔德：《张春桥》，第7章。 ① 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见《北京周报》1967年1月27日，第7—9页。 ②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967年1月 23日，载“文件汇编”，第49—50页。 ① 菲利普·布里奇海姆：“毛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载《中国季刊》第34期（1968年4— 6月），第7页。 ② 《红旗》1967年2月1日，第3期，出自《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0期，第86页；译自 《红旗》（1967年3月1日）第12—21页。 ① 弗拉基米尔·伊·列宁：“国家与革命”。见亨利·M.克里斯曼编：《列宁的主要著作》，第 290页。 ② 《红旗》1966年2月15日，第4期，见《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35期第137页，译自《红 旗》（1966年4月21日）第5—22页；《决定》摘要见第9页。关于这一时期巴黎公社模式 的使用，见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回顾革命：中国人眼中的巴黎公社”，载《中国季刊》 第49期（1972年1—3月），第106－125页。 ① 沃尔德：《张春桥》，第61页。 ② 关于毛的评论，见《**思想杂录》，第2卷，第451—455页；《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 49期，第826页，《有关**中国的译文集》（1970年2月12日），第44—45页。 ③ “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对夺取政权的宣传和报道问题的通知”，1967年2月19日， “文件汇编”第89页；陈：《**的文章与目录》，第136—137页。 ① 哈丁：《组织中国》，第253页。 ① 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论述，见托马斯·W.鲁宾逊：“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 载托马斯·W.鲁宾逊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第165—312页。 ②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60—261页。 ①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71页。 ② 《大审判》一书中这类事例到处可见。 ③ 《火车头》，1967年2月7日，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3898助（1967年3月14日），第 4—7页。 ① 军队介入不断升级可追溯到中央的指示，见“文件汇编”。 ②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23页。 ③ 见于尔根·多姆斯：“文化大革命和军队”，载《亚洲概览》第8卷第5期（1968年5月）， 第349—363页；于尔根·多姆斯：“军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过程中的作用（1967—1968）”， 载《中国季刊》第44期（1970年10—12月），第112—145页；哈维·W.内尔森：“文化 大革命中的军事力量”，载《中国季刊》第51期（1972年7—9月），第444—474页；内尔 森：“文化大革命中的军队官僚”，载《亚洲概览》第14卷第4期（1974年4月），第372— 395页。 ① 多姆斯：“军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过程中的作用”。 ② 对中**事政治中野战军作用的分析，常见的参考书有：威廉·W.惠策恩、黄震遐：《中 国的高级指挥：**军事政治史（1927—1971）》。也见钱玉生（音）：《衰退的中国革命： 军队中的不同意见与军队的分化（1967—1968）》；威廉·L.帕里什：“中**队政治中的派 系”，载《中国季刊》第56期（1973年10—12月），第667—669页。 ③ 《一场大审判》，第82—89页。 ① 陈：《**的文章与目录》，第45页。 ②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6卷第2期（1973年夏季号），第96－99页。 ③ 《**思想杂录》，第2卷，第451—455页；《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9卷，第826页， 《有关**中国的译文集》（1970年2月12日），第44—45页。 ① 《文件集》，第19—20、21页；《大审判》，第160、164页。 ① 《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9卷第826期；《有关**中国的译文集》（1970年2月12 日），第22页。 ② 《文件集》，第54—55页。也见迪特默：《**》，第152—153页。 ③ 《文件集》，第56、61、66、71—72、78—79和89页。 ① 同上，第84页。 ② 《文件集》，第72、82、83、85和87—88页。 ③ “二月逆流”的叙述来源于1979年2月26日《人民日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 态》，1979年2月28日，E7-20；1984年10月21和22日《新华日报》中聂荣臻回忆，见 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4年1月6日，K21-24。也见李：《文化革命的政治》第 6章；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5章。 ① 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220页。 ① 对“武汉事件”的叙述根据陈再道的“武汉‘七·二○事件’始末”，见《革命史资料》第2期，（1981年9月），第7—45页。和托马斯·W.鲁宾逊：“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方冲突和省级官员的造反”，载《中国季刊》第47期（1971年7—9月），第413—438页。 ① 《文件集》，第111—112，115—116页。 ①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增刊）》，第198期（1967年8月），第8页。 ② 有关这一时期外交部的斗争，参见梅尔文·格托夫：“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和外交事务”，载鲁宾逊：《文化大革命》第313—366页。 ③ 关于这一时期重新复活的激进主义浪潮，见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8章，以及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8章。 ① 《红旗》第12期（1967年8月），第43—47页。 ② 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207页。 ③ 有关“五一六”兵团垮台的情况，请看《当代背景材料》第844期（1968年1月10日）；巴里·伯顿：“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阴谋：‘五一六兵团’”，载《亚洲概览》第11卷第11期（1971年11月），第1029—1053页。 ①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026期（1967年9月22日），第1—2页。 ② 同上，第4069期（1967年11月29日），第1—9页。 ① 解除杨成武职务的材料是由事件的参加者包括那些与**亲近的人提供的。见考：《**》，第488—500页，在《新华日报》（1984年10月9—10日）和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4年11月5日聂荣臻的文章，（第18—21页），以及在《北京晚报》1985年4月12日及1985年5月1日的傅崇碧的文章，（第9—10页）。也见哈维·W.内尔森：《中国的军事体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研究》，第97—101页。 ①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70—271页。 ② 《**思想杂录》第2卷，第470页。 ① 陈：《**的文章与目录》，第105页。 ② 《北京周报》第11卷第35期（1968年8月30日），第3—6页。 ③ 托马斯·P.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走向农村》，第57—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