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革命，既是建设又是破坏：建设一个新秩序，同时破坏一个旧秩序。毛第一次革命的指导思想中，不仅有对现存体制的批判，而且有对未来新政治经济体制的整体设想。与此相类似，第一次革命不仅发动了广大对现实不满的人，而且创造了具有高度纪律性的、能在夺取政权后有效执政的革命组织——中国**。与此相反，毛的第二次革命既无明确的指导思想，也没有产生能执行新的方针政策的统一组织。它推倒了旧政权，留下的却只是一片混乱。

    本章是对文化大革命前期三年半的历史作一描述和分析，也就是从1965年底的前奏到1969年4月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时期被某些学者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其余的称作狂热阶段。正是在“红卫兵”阶段，毛所引发的政治危机陷得最深，混乱最严重，生命代价最高。

    这三年半的时间可分为几个小阶段，每一阶段在本章中都将逐个论述。第一阶段，从1965年秋到1966年夏，毛与党的机构的矛盾上升。在这一阶段，毛开始发展自己的权力基础，与他认为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党的领导人相对抗。毛利用他的政治资本，罢免和贬谪了一些军队、文化部门、北京市政府和政治局里他所不满意的人。然后，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使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在更大规模上批判修正主义。

    第二个阶段，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6年底。在此期间，毛对党的机构的攻击迅速遍及全国，红卫兵充当了主要工具。但这一时期的结果，却与毛的初衷相左。很明显，他原希望红卫兵会形成统一的群众运动，领导干部们也会坦诚地接受来自这些特殊组织的批评。这样，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党的方向得到纠正，党的权威也完整无损。事实上，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红卫兵分裂成互相对立的派别，一派攻击党的机构，另一派保护党的机构。省、市级的领导开始时压制群众运动，尔后与之合作，最后采取逃避态度。红卫兵各派系之间及群众运动与党的机构之间的对抗不断升级，不仅没有加强党的权威，反而削弱了党的权威。至1966年底，中国许多重要城市的政治机构完全瘫痪。

    在第三阶段，即从1967年1月至1968年年中，毛下令：向已名声扫地的党的机构夺权。究竟采用何种程序夺权，毛经过数周犹豫之后，决定政权应当分享，在省、市级，由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群众组织、运动中生存下来的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三者联合掌权。问题是三者中无一完全可靠。群众组织动辄搞暴力和无政府，领导干部与人民解放军（尤其在省、市级）则联合起来压制最难驾驭的红卫兵积极分子。毛已不能完全控制他自己释放出的各种社会力量，他唯一的办法是使鹬蚌相争。结果是再度混乱。毛最后得出结论，阻止全面崩溃的唯一办法是遣散红卫兵，让军队恢复秩序。

    这一决定标志本章将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开始：重建中国政治体制。这一过程的最**是1969年4月党的九大。九大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新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党章。由于军队在这一阶段发挥了突出作用，所以九大决定许多领导职务由军官担任，甚至国防部长**被指定为毛的接班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可是，尽管军队在军外的权力迅速增长，也不足以恢复政治稳定。权力仍被三者分享——发动红卫兵的激进知识分子、备受攻击而幸存下来的老干部及压制红卫兵的军队。正如本书以后几章所描述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阶段留下的遗产是长期的不稳定，直到**去世，清除了激进派，邓小平出任中国的主要领导后，这种不稳定势态才得以完全清除。

    ① 伦纳德·宾德等编：《政治发展的过程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