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姬
另一首五言的《悲愤诗》与那首骚体的不同，是一首典型的叙事诗。中国诗歌的传统，与起源史诗的西方诗歌不同，叙事的成分比较薄弱。《诗经》中除了《氓》等少量诗篇外，大部分诗歌是抒情的；稍后的《楚辞》也是如此。汉代乐府中叙事的成分开始加强，出现了《十五从军行》、《孤儿行》那样的叙事诗，但相对说来还比较简略，结构上也不够完整。只有到了蔡文姬的这一首五言《悲愤诗》出现，中国的叙事诗才真正成熟了。可以说它与稍后产生的《孔雀东南飞》双峰并峙，是中国叙事诗真正成熟的标志。
在这首五言长诗中，环绕丧失家庭的悲惨遭遇，诗篇的描写集中在这一悲剧的发生，人物面对这一悲剧的反应、态度和行动，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纠葛，这些纠葛又导致悲剧如何发展，直至悲剧的解决和后果。诗篇第一段以十六句叙述了造成诗人（亦即主要人物）悲剧产生的原因即董卓之乱，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董卓拥主自强，关东举兵讨伐，董卓率胡、羌兵马东向屠城掳掠等历史事件。第二段二十四句以“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转而叙述诗人与其他妇女一起被掳入匈奴的途中经历，这里描写了诗人丧失家庭成为俘虏的悲剧的发生，以及她“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的反应。第三段十二句叙述了诗人在边地的痛苦生活，诗人所集中描写的是自己对家人的思念心情。其中“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等四句，概括地刻画了她对故乡和家人思念之殷切，同时也暗示了时光的流逝。第四段二十八句叙述了诗人离胡归汉的情景。其中包括两个场面，一是与所生二子的离别，二是同时被掳的妇女们的送别。在别子的场面中，诗人具体描写了孩子“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的责问和自己“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的巨大悲痛。这是悲剧的进一步发展，它与送别妇女“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的场景汇成一片浓烈的悲痛气氛，将悲剧推向**。接着的十八句是第五段，叙述归途及到家后的遭遇。在这段叙述中仍贯彻着诗人丧失家庭的悲剧主题。诗人返回故乡，方知亲人已经丧亡殆尽，连中表之亲也没有孑遗。可聊慰膝下的孩子失去了，过去丧失的家庭又已化为荆艾白骨，与家人团聚的希望彻底破灭，以家人为托的生存信念受到严重的考验，悲剧的主旋律又一次升腾轰鸣。末段十句叙述在“旁人相宽大”的情况下诗人“托命于新人”，成立了新的家庭。但由于“流离成鄙贱”而“常恐复捐废”，悲剧造成的心灵创伤难于愈合，诗人常为重新丧失家庭的可能惴惴不安，以至于“怀忧终年岁”终身抱憾。
蔡文姬的名字和她所创造的悲剧形象，伴随着她的那两首《悲愤诗》，已不可磨灭地留存在中国诗歌史中。她的诗歌曾成为伟大诗人杜甫的楷模，仅这一点就永远值得中国妇女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