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加推敲，在郭沫若作为有力的反证提出的三个反问中，只有第一个勉强可以成立。“甄后何以遭谗而死”，陈寿《三国志》中说得很明白，是由于郭后等并受爱幸，甄氏“愈失意，有怨言”，故被曹丕“遣使赐死”。《汉晋春秋》中也说：“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而“丕与植兄弟之间竟始终是那样隔阂”也完全是由于政治斗争上的原因。曹丕对所有的兄弟全都猜忌刻薄，一概“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甚至还毒死了骁勇的任城王曹彰，并不独对曹植一人“隔阂”而已。显而易见，郭氏的这两个反问都不足以证成“感甄”之说。至于其第一个反问，即“何以会无中生有地传出这样的‘佳话”’，也应当说是十分无力的。世人好奇，历代多的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传说，此风尤其以唐代为甚，难道我们能因为是“佳话”就断定它们一定是真实的吗？
其实，在李善注文所引的这一“佳话”中，本身就有三个破绽是绝难自圆其说的。一是说曹植早年曾“求甄逸女，既不遂”，而甄氏生于光和五年，长植十岁，在曹丕破袁绍纳甄氏时曹植才十三岁，自然绝对没有可能在此之前有“求甄逸女”之可能。二是说曹植在黄初三年入朝时曹丕“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并“以枕赉植”。固不论将亡妻遗物赠送兄弟之举是多么荒唐，即以曹植同年所作的《应诏》诗来看，他那次应诏入朝，结果是“嘉诏未赐，朝觐莫从”。连曹丕的面都没有见到，以至只能“仰瞻城阈，俯惟阙庭。长怀永慕，忧心如酲”，更哪里梦想得到乃兄有赐枕之宠？三是说《洛神赋》原名《感甄赋》，是魏明帝见到后改作此题的。可是在《洛神赋》中，不仅小序中发端就称“古人有言，斯水（指洛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赋中也只述及“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无乃是乎？”’而通篇无一语涉及或影射“感甄”之说，若题作“感甄赋”岂非文不对题，令人莫名其妙？除了这三大破绽之外，刘克庄的反驳也堪称一语破的：“果有之，（曹植）当见诛于黄初之朝矣。”曹植在曹丕称帝后始终危若悬丝，就在这次入朝的前一年，还曾因监国谒者诬奏他“醉酒悖慢，劫胁使者”而差点儿被处以极刑“暴之朝肆”，结果还有赖于母亲卞太后从中维护才下诏“舍而不诛”。若他真有胆量在次年写这么一篇表达对甄氏爱情的《感甄赋》，那确实是早就保不住脑袋了。
清代的考据家胡克家，在其《文选考异》中为了否定“感甄”之说，认为李善注本原来没有这条注文，是宋人尤袤在刊刻《文选》时“误取之耳”。这却也不尽然。我们不仅可在唐代诗人元稹、李商隐、罗隐等人的诗中看到他们已将此事作为典故咏入篇章，在晚唐小说家裴铏所作的《传奇》中，还有一篇意在证成“感甄”之说的小说《萧旷》。大意述处士萧旷自洛东游，夜遇洛浦神女，旷因问之：“或闻洛神即甄皇后谢世，陈思王遇其魄于洛滨，遂为《感甄赋》。后觉事之不正，改为《洛神赋》，托意于宓妃。有之乎？”神女证实了此说，又自述了与曹植间的往事，且说自己“为袁家新妇时性好鼓琴，每弹至《悲风》、《三峡流泉》，未尝不尽夕而止”。最后与萧旷各赋诗而别。这里，除增饰了甄氏知音且好弹悲曲以丰满其悲剧形象外，在其自述中还有一处对李善注所引作了修改。李善注所引说甄后是因谗而死，犹合史传，在这里却是“为慕陈思王之才调，文帝怒而幽死”的，更进一步突出了故事中爱情悲剧的主题。
从“感甄”之说不见于魏晋六朝而集中出现于晚唐的诗歌、小说中来看，无论《洛神赋》题后的注文是李善所为还是后人误引，此说产生于唐代当是没有疑问的。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礼防比较宽松、个性相当解放的时代，人们的想像力非常丰富，爱情故事为人津津乐道。《洛神赋》中的洛神既然被曹植形容得栩栩如生，其故事又旖旎动人，以至好奇的唐人忍不住要将那“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女神从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中拉得更接近人世一些。也许是洛神“潜处太阴”的可悲处境与甄氏同样为人同情吧，同时又有虞舜二妃化为湘神的先例，于是洛神被附会成甄后，在《洛神赋》中附会出那一段悱恻缠绵的悲剧性的恋爱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