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年间，玄宗在宫中行乐，对高力士说：“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咏出之，可以夸耀于后。”于是命李白入宫赋诗。当时李白已在宁王处喝得烂醉，到了那里，“取笔抒思，略不停辍，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峙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孟棨《本事诗》）。这就是现在所见的《宫中行乐词八首》。代宗大历元年（766），杜甫在夔州作了《洞房》等八首诗。这些诗，各自独立成篇，但前后照应，意实相关。虽然这两组诗的写作背景不同（李诗作于开元全盛之时，杜诗作于安史叛乱之后），宗旨不同（李诗是行乐之词，杜诗是反思之作），但由于它们体裁相同（均为五律），篇目相同（均为八首），所写内容相同（均为开元宫中情事），因此常被后人相提并论。

    有趣的是：李白为取悦玄宗，以清词丽句极力描写当时行乐盛况，但后人却偏说这组诗得《国风》讽谏之体，讥刺玄宗好色而不好德，不听雅乐而听郑声，希望他能停止宴游，关心政事，与民同乐。而杜甫这几首诗，写玄宗沉湎声色，狎近倡优，斗鸡舞马，以此作乐；即使在危机四伏、朝野不安之时，仍沉迷不悟，自以为江山可以永保，欢乐可以常在；直到叛军攻破洛阳，兵临潼关，方才如从梦中醒来，心生忧愁。“洛阳昔陷没，胡马犯潼关。天子初愁思，都人惨别颜”（《洛阳》）。一个“初”字，将玄宗的昏聩、荒淫，极为深刻地表现出来。诗人通过追忆长安的往事、玄宗的淫乐，寓讽刺之意，以见荒乐为丧败之源，淫荡为祸乱之本，有故国黍离之思、物是人非之感，并告诫朝中君臣，正视前车之鉴，以图善后之策。而后来偏有人说这些诗“固无讥刺之意，以为是非具在国史，非臣子所得而私议。至受恩先帝，没齿不忘，深思慨慕，则时有之”（《杜诗详注》引黄生语）。

    “宿昔青门里，蓬莱仗数移。花娇迎杂树，龙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宫中行乐秘，少有外人知”（《宿昔》）。这首诗前四句写玄宗游幸，后四句专写淫荡之事。杨贵妃曾为女道士，故诗中王母即指杨妃；日将落而王母依然留在身边，正是写杨妃的专宠。少儿为汉武帝卫皇后的姐姐，早先与人私通，生霍去病，诗中用以指杨妃姐姐秦国、虢国夫人；少儿凭倚在微风之中，正以喻杨妃姊妹的得幸。当初玄宗与杨妃姊妹在宫中恣意淫乐，外界谁能知道？即使略有所闻，又有谁敢传说？清人吴乔说“子美只《宿昔》一篇，压倒太白《清平调词》《宫中行乐词》诸诗”（《围炉诗话》）。单就情思旖旎、文词俊逸而言，这首诗实不能与《清平调》相比，其长处全在揭露的大胆、讽刺的辛辣。虽然玄宗己经去世，但作为一个君王，其“神圣贤明”还是不容臣民置疑的。像这样将前朝君王的荒淫，毫无顾忌、毫不掩饰地表现在诗中，在过去是罕见的，在后世更难做到。

    这样的诗能在杜甫笔下出现，并非偶然。在唐代，因言语触犯君王、从而得罪的人不少，但因文字惹祸的似乎还没有。中唐刘禹锡因参与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