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周易·系辞传上》）。早在先秦，人们已经认识到，人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自身的荣辱，祸害往往是由言语造成的，又怎能不加注意呢？古代帝王为了从诗歌中了解民情，曾提出“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说法。后世帝王虽然在嘴上也这么说，但真能做到的却不多。南宋杨泰之朝见理宗，坦率地说：“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为戒。”一方面鼓励别人说真话，一方面又因别人说了真话而加以迫害，后世专横无道、刚愎自用的帝王，都是这样。历览前史，西汉孔光在言行周慎谨密这上面，可算是个典型。据说他假日回家休息，和兄弟妻子一起闲谈，从不谈论朝中政事，“或问（孔）光温室（汉长乐宫中有温室殿）省中树皆何木也，光默不应，更答以他语”。一个朝廷大臣，竟落到这种地步，这已不是谨慎，而是胆怯，不是可笑，而是可悲，不是可钦，而是可耻了。但是，由于祸从口出、以言得罪的情况一直存在，出于现实的需要，孔光的处世之道，也就一直成为某些人的榜样。唐代杨师道为人酷似孔光，据说他“未尝漏泄内事，亲友或问禁中之言，乃更对以他语。尝曰：‘吾少窥《汉史》，至孔光不言温室之树，每钦其余风，所庶几也。’”

    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人自守直节，犯颜敢言。东汉末年，孔融上书献帝，推荐祢衡，称其人“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祢衡曾作《鹦鹉赋》，其中“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之险巇。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数句，深悉世途险恶。但终因秉性难移，最后和孔融都以直言畸行而取杀身之祸。

    “鹦鹉含愁思，聪明忆别离。翠衿浑短尽，红嘴漫多知。未有开笼日，空残旧宿枝。世人怜复损，何用羽毛奇？”（《鹦鹉》）代宗大历元年（766），杜甫在夔州同时作了八首咏物诗，这是其中一首。诗中拈出“含愁思”三字，代鹦鹉写意，自伤翠羽凋伤，形貌憔悴，囚禁笼中，受制于人。颔联追究鹦鹉落难的原因：今天翅羽被剪，六翮摧残，全因当时自作聪明，多嘴多舌。一个“漫”字，说得十分可怜。中唐裴夷直曾用其意，作诗道：“劝尔莫移禽鸟性，翠毛红嘴任天真。如今漫学人言巧，解语终须累尔身。”（《鹦鹉》）清人朱鹤龄认为杜甫这首诗，“似隐括祢衡赋中语”。如果说杜诗只是祢赋的简化，未免过当，但也不能说祢赋对杜诗毫无影响。二者在词意之间，确有相似相通之处，而且二者的感慨，也都不为鹦鹉而发。金圣叹说：“彼以多知而婴罗网者，岂独鹦鹉哉？觉鹦鹉别离之苦尚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