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于当时四海艰险、朝野含怨的状况，代宗在广德三年（765）正月，改元永泰，下罪己诏。但这一纸诏书，仅仅只是为了欺哄一时。代宗虽有自咎之言，却无悔过之心，更无维新之行，依然宠信奸佞，猜疑忠良，姑息藩镇，诛求百姓。时隔一年，就已把他信誓旦旦的诏书忘得一干二净。“十月乙未，上生日，诸道节度使献金帛器服珍玩骏马为寿，共值缗钱二十四万。常衮上言，以为节度使非能男耕女织，必取之于人，敛怨求媚，不可长也，请却之。上不听”（《通鉴·唐纪》）。像这样的君王，即使许下再多的宏愿，又怎能指望他有所作为？
“受谏无今日，临危忆古人”（《遣忧》）。这是杜甫在祸乱平息后产生的忧虑。但是代宗显然没有接受教训，而杜甫的忧虑却再一次得到证实。“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失道非关出襄野，扬鞭忽是过湖城。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释闷》）。吐蕃入侵，代宗出奔，豺狼塞路，尸体纵横，这都由程元振一手造成。遭逢如此大劫，君臣理应悔祸，但代宗却极力庇护程元振，致使嬖孽全生，群小无忌。由于战争不息，加上代宗本身的贪婪骄淫，这巨大的费用，除了进一步诛求百姓，又能从何处得到？又怎么谈得上“俭德”二字？其人之昏聩，其事之舛谬，真出乎常人意料之外。这样，天下何时才能太平？百姓又怎能不变为“盗贼”？
真像杜甫所忧虑的那样，没多久，唐叛将仆固怀恩又引诱吐蕃、回纥入侵，京城再一次陷入惊慌失措之中。因仆固怀恩中途得暴疾死去，加上郭子仪在回纥军中的威望，回纥反戈，才击退吐蕃，挫败了这次入侵。只因无视前车之覆，不思自振，致治无术，祸乱相仍，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继玄宗、代宗之后，德宗建中四年（783），唐朝君臣逃离京城的事，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