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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情(2/2)

于诗。盖出口成诗,非作诗也”(《岁寒堂诗话》)。无论写喜写忧,都出于诗人的至性至情,从心中涌起,从笔下流出,留在纸上,表现在诗中,和读者的性情相合,从而激起共鸣,感动他人。前人都认为,在历来描写喜悦之情的作品中,还没有哪一篇能和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相比。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首诗作于代宗广德元年(763),当时严武奉命还朝,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叛乱,杜甫无法在成都生活,寓居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这时距安史之乱爆发已近八年,距杜甫弃官西去,举家南游,也已四年。在此期间,诗人饱尝流离之苦,无时无刻不希望能早日平息叛乱,归还家园。这种希望,在抑郁之情的煎熬中,已经达到极其紧张的水平。一旦听到官军直捣叛军巢窟的消息,想到天下就要太平,返回故乡的希望就要实现,原先情绪的极度紧张突然得到解除,必然会破愁为喜,产生极度的欢乐。“剑外忽传收蓟北”,正是这个“忽”字,使诗人惊喜欲绝,在感情上掀起极大的波澜。

    “漫卷诗书喜欲狂”,没有这种情绪上的剧烈变化,没有这种狂喜激起诗人不可抑制的诗情,决写不出这样感人的文字。这种狂喜之情,常常突然在某些人的心中激起,又很快从他身上消失,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感受,但很少有人能逼真地将它表现出来。杜甫这首诗,用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即从、便下这些动态的词语,从神色、心情、举止等各个方面,写出诗人在仓卒之间,兴奋激动,既惊且喜的情状,真可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梁启超说:“那种手舞足蹈情形,从心坎上奔迸而出,我说他和古乐府的《公无渡河》是同一笔法,彼是写忽然剧变的悲情,此是写忽然剧变的喜情。”(《情圣杜甫》)这首诗一气流注,其疾如飞,浑灏流传,沉着激昂,与轻滑流利者有别;晓畅明白,如行云流水,绝无装饰,愈朴愈真,又与粗率浅薄者不同。全诗无一字不喜,无一字不跃,将一种狂喜的心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从而成为古今喜情诗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