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营造草堂，全靠成都尹裴冕、彭州刺史高适、表弟王十五司马等在蜀亲友的资助。诗人喜欢花木，故又从萧实处觅桃树，从韦续处觅绵竹，从何邕处觅桤木，从韦班处觅松树，从徐知道处觅果树，栽在园圃之中。初步建成的草堂，“桤木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环境幽雅，景物宜人。肃宗上元二年（761）冬，严武出任成都尹。据史载，严武生性暴躁，难以容人，但对杜甫情谊极深，帮助尤多。由于严武的大力资助，草堂又进行了扩建，到第二年（宝应元年）最后建成，前后历时二年之久。关于草堂的得名，前人认为是这里临近草堂寺，因以为名的缘故。
代宗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去世。五月，杜甫离开成都，在蜀**住了五年半时间。其中为躲避徐知道叛乱，在梓州、阆州等地住了近二年；严武第二次镇蜀，表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在严武幕府住了半年；如果再除去建屋前和营造时的时间，杜甫在草堂实际居住仅二年光景。杜甫离开草堂，就一去不返了。但草堂却因为诗人曾在这里住过，从此和杜甫的名字永远连在一起，并且成了成都士民游赏的胜地。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有一段关于成都风习的记载：“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而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故最盛于他时。予客蜀数年，屡赴此集，未尝不晴。蜀人云：虽戴白之老，未尝见浣花日雨也。”与陆游同时的任政一，对此有更加详尽的描述。元、明仍袭其风。明朝末年，草堂、梵安寺、浣花祠均毁于兵燹。清初虽重建三处名胜，但因浣花溪淤积，水浅溪狭，不能荡舟，于是渐渐形成每年人日（农历正月初七）前往草堂赏梅凭吊的风习。流风余韵，至今不没。宋人葛立方曾说：“草堂之名，与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诗以为不朽之传，盖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韵语阳秋》）杜甫一生，支离风尘，飘泊江湖，晚年总算有了成都草堂这个安身之处，也没住几年，只得离去，就其生前说，确实够不幸了。但他去世之后，名垂宇宙，光照千古，遗址均成圣地，诗歌奉为国宝，古往今来，能有几人享有他那样的声誉、他那样的殊荣？又怎么能说是不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