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孟子·离娄下》）。看一个人（包括杜甫）能否成为稷、契，关键是看他有无“己溺己饥”之念。这种看法，起于宋人，而王嗣奭讲得最明白：“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无他奇，只是己溺己饥之念而已。伊尹得之而念廑纳沟，孔子得之而欲立欲达，圣贤皆同此心。篇中业已和盘托出，而东坡乃引‘舜引十六相’、‘秦用商鞅’之诗为证，何舍近而求远也？”（《杜臆》）只要有了“己溺己饥”之心，就一定能上忧国难，下悯民穷，就能“挺身艰难际”，“临危莫爱身”。杜甫有两句诗，可以作为他自比稷、契的说明：一是“致君尧舜上”，一是“下悯万民疮”。而“致君尧舜”，最终还是为了“济斯民于涂炭”。正是这种忧国忧民、己溺己饥之心，使杜甫在《赴奉先县咏怀》这首诗中，能透过当时社会表面的繁荣，看到已经四伏的危机，从而发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心声；能指责最高统治者恣情淫乐，挥霍无度，为苦难中的百姓呼喊：“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能大胆、深刻地揭露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铄古今的警世之言；能在面对幼儿饿死的巨大悲痛时，想到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们：“岂知秋未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浦起龙评这首诗，说：“其稷、契之心，忧端之切，在于国奢民困。而民惟邦本，尤其所深危而极虑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则其所谓比稷、契者，果非虚语。”（《读杜心解》）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有一段千古名言：“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杜甫就是这样的仁人，杜甫的心，就是这种仁人之心。当那些大小官员同流合污，心安理得地尸位素餐，恬不知耻地狗苟蝇营，如黄雀一般但营口食，如蝼蚁一般但求其穴，杜甫这种身在穷困、心忧天下的精神，显得格外可贵。自比稷、契，也就不能看作是一种高自称许的大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