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杜诗，最能体现诗人心迹的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这首诗中，能够集中体现诗人心迹的又是这两句：“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杜甫一生坎坷不遇，从政时间极短，官职又甚卑下，惟一引人注意的事，是任左拾遗时上疏营救房琯，就政事而言，与稷、契实难并论。《新唐书》本传说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对此，宋代葛常之、周必大等人都表示赞同，认为从政非杜甫所长，自比稷、契，未免“儒者大言”。但李纲认为杜甫政事不为人所知，是被诗名遮盖的缘故，称赞杜甫“孤忠无与施，但以佳句写”，“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杜子美》）。陆游作为一个同样不得志的诗人，深为杜甫未能一展其才而可惜：“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慨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读杜诗》）不少宋人认为杜诗并非吟咏情性的作品，而是“经”，这种看法，对后世的评价，有很大的影响。如清代吴乔认为杜诗“不置之六经中，何处可置？窃谓朝廷当特设一科，问以杜诗意义，于孔孟之道有益”（《围炉诗话》）。顾炎武也说“四书”、“五经”之后，有几部书可以治天下，其中一部就是杜诗。不过这些都是从教化的角度着眼的。杜诗有助教化，不等于说杜甫政事可观，如果以此来肯定杜甫自比稷、契，仍难使人心服。

    明代王嗣奭正是有感于世人对杜甫政事的轻视，极力为其辩解：“杜陵自许稷、契，人未必信。今读其诗，当奔走流离，衣食且不给，而于国家理乱安危之故，用人行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军机之胜负，地势之险要，夷虏之向背，无不见之于诗。陈之详确，出之恳挚，非平日留心世务，何以有此？”（《管天笔记外编》）而仇兆鳌对杜诗更是推崇备至：“按公《登慈恩寺塔》诗：‘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知天宝之将乱也。《悲青坂》诗：‘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猝’，知收京在次年也。《收京》诗：‘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知回纥生衅，藩镇跋扈也。《秦州》诗：‘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知吐蕃寇边，不能安枕也。此诗（指《剑门》）云：‘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知蜀必有事，而深忧远虑也。未几，段子璋、徐知道、崔旰、杨子琳辈果据险为乱。公之料事多中如此，可见其经世之才矣。”（《杜诗详注》）在杜甫诗中，确有一些灼见形势，可作“筹时条议”看的作品，至于说他能运筹决胜、料事如神，则未免言之过实。这种赞美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