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载，天宝八年（749）玄宗命哥舒翰率兵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吐蕃只以数百人守之，唐士卒死者数万。天宝十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于泸南，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杜甫晚年作诗追忆往事，曾说：“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将收西域，长戟破林胡，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去如泥，尺土负百夫。”（《遣怀》）为了迎合玄宗的心意，哥舒翰、杨国忠等人，报喜不报忧，献捷而掩败，驱使百万之众，攻打一城，以数万人的生命，换取弹丸土地。只因“武皇开边意未已”，致使“边庭流血成海水”。在“非战”还是“尚武”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更为尖锐、实际的问题：君王个人的欲念、虚荣，和广大百姓的生命、利益，究竟哪个更重要？亿万生灵，难道只是君王的工具，还有没有其独立的人格？以数万生命，攻取一个城堡，是否值得？除了让君王一时高兴，于国何利？于民何利？“苍苍烝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李华《吊古战场文》）只要同意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句话，必然也会同意他另外两句话：“有人曰‘我善为陈（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孟子·尽心下》）“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孟子·告子下》）
天宝年间，正是唐代边塞诗最兴盛的时期，其代表作家高适，当杜甫作《兵车行》之时，正在哥舒翰的幕府任书记，杜甫曾赠高适诗，里面颇含讽劝之意：“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诸将，焉用穷荒为？”（《送高三十五书记》）在高适、岑参等人的边塞诗中，虽然也写了征戍之苦，但往往只限于相思离别、环境险恶上面，缺乏像杜甫那样的勇气和识见，那种批判现实的精神，因此也就不能将战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其作品也就缺乏杜诗那样的深度和力度。
最后该提一下的是：当安史之乱爆发后，尽管当时百姓的困苦比天宝年间更甚，但杜甫还是坚决主张平息叛乱。可见杜甫“非战”，只是反对对外侵略战争，反对统治阶层内部的残杀，并非对战争一概持否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