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往日本，目睹当时日本社会的各种情状，认为“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日尚武与右文是也。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自由书·祈战死》），并举出杜甫的《兵车行》，作为中国古代非战诗的代表作。

    王嗣奭、王道俊认为这首诗作于天宝八年（749），当时哥舒翰穷兵吐蕃，损失惨重。黄鹤、钱谦益认为此诗作于天宝十年（751），当时鲜于仲通出征南诏，兵败泸南。其实，唐玄宗晚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边衅既开，海内骚然，国家凋弊，民不聊生，故诗人完全可能假托征人自诉之词，抒写愤激之情。如果局限在某一件事上，反而抛却了作品深刻的现实意义。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剑各在腰。耶孃（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首段瞥然而起，但写行色，不言其事，如风起潮涌，一气喷薄。前面以人哭开始，最后又以鬼哭呼应：“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清人方东树说：“结与起对着，悲惨之极，见目中之行人，皆异日之鬼队也。”（《昭昧詹言》）驱民锋镝之祸，一至于此！更可悲的是：“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元人吴师道说：“寻常读之，不过以为漫语而已，更事之余，始知此语之信。盖赋敛之苛，贪暴之苦，非无访察之司，陈诉之令，而言之未必见理，或反得害。不然，虽幸复伸，而异时疾怒报复之祸尤烈，此民之所以不敢言也。‘虽’字、‘敢’字，曲尽事情。”（《吴礼部诗话》）役夫不敢申诉的怨恨，以更加悲愤的感情、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杜甫诗中表现出来。

    对于这种向外扩张的战争，清代诗人王昙曾持肯定、赞美的态度：“西域河沙古未开，氂牛徼堠接轮台。扫空瀚海长城外，断得匈奴右臂来。和议终非中国计，穷兵才是帝王才。守文弱主书生见，难与英雄靖九垓。”（《汉武帝茂陵》）但实际情况并不像王昙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文、景之治，决不会有西汉前期国势的强盛和繁荣；如果没有文帝、景帝这些“守文之主”留下的巨大财富，“穷兵帝王”武帝决无力量对外发动战争。但其北讨强胡、南伐劲越的结果，是海内虚耗、人口减半、民变蠭起、国家危殆，就像一个好在外面惹事生非的败家子，将祖宗辛辛苦苦积下的一点家业差点败光。武帝晚年，深感前非，对群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资治通鉴·汉纪》武帝征和四年）杜甫在诗中，称唐玄宗为武皇，就穷兵黩武，将一个强盛的帝国引入危机四伏的衰败之路这上面看，两人确有极其相似之处。“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