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先秦诗文中，就已留下了有关鹰的文字记载：“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诗·大雅·大明》）“仓庚鸣，鹰变为鸡”，“蟋蟀居堂，鹰乃学习”，“寒蝉鸣，鹰乃祭鸟”（《礼记·月令》）。“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其中最著名的也许要算唐雎对秦王的几句话：“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战国策·魏四》）据说一贯骄横的秦王，听了这番话后，居然神色沮丧，在挺剑而起的唐雎面前，暂时打消了并吞安陵这个小国的念头。从此以后，鹰（连同鹘、□这类鸷鸟）一直作为击恶排难所向披靡的猛禽，以其特有的雄姿逸态，出现在诗文之中。而杜甫的几首“画鹰”、“画鹘”诗，在同类作品中，尤其脍炙人口。

    清代诗人沈德潜说：“唐以前未见题画诗。”（《说诗晬语》）唐代国势强盛，经济繁荣，对外交往密切，当时长安是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不少印度、西域的僧人、商人来到中国，将当地的艺术（特别是佛教艺术）传了进来。唐代虽无宫廷画院，但前期的君王大多爱好书画，唐太宗曾向民间购求绘画，唐玄宗即位之后，“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天宝十三年）。这都有力地刺激着绘画艺术的发展。“圣唐至今二百三十年，奇艺者骈罗，耳目相接，开元、天宝，其人最多，何必六法俱全，但取一技可采。”原注：“谓或人物，或屋宇，或山水，或鞍马，或鬼神，或花鸟，各有所长。”（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可见唐代绘画艺术，已经勃然兴起，蔚为大观。诗歌和绘画的同时兴盛，诗人和画家的密切交往，必然会促使诗人通过诗歌创作来赏画评画。唐代有不少作家作过题画诗，而其中写得较早、数量较多、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则非杜莫属了。正是有见于此，沈德潜又说：“开此（题画诗）体者老杜也。”

    翻阅杜诗，常常可以找到诗人将鹰、马并提，除了马，鹰是他最爱吟咏的对象。前人曾说杜甫的“画鹰”诗，句句不脱“画”字。这话没说错，但也没说全。如果杜甫仅仅只是在画面上体贴摹写，他的诗决不会写得如此奇警，如此生色。沈德潜说：“其法全在不黏画上**，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