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贞观十年（636），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诏令当时著名画家和工艺家阎立德设计营造昭陵，并雕刻“昭陵六骏”，列置于昭陵北麓祭坛内。其中两骏（拳毛□、飒露紫）后被盗往美国，存费城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白蹄乌、青骓、特勤骠、什伐赤），现都陈列在陕西省博物馆内。这些石刻骏马，线条简洁有力，造型栩栩如生，神态矫健遒劲，望之生气勃勃。“昭陵六骏”能在唐代出现绝非偶然。据史载：“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新唐书·兵志》）“六骏”都是曾随唐太宗南征北战的骏马。至唐玄宗开元年间，牧马尚有四十余万匹，所谓“南山之下，汧渭之间，想见开元天宝年，八方分屯隘秦川，四十万匹如云烟”（苏轼《书韩幹牧马图》）。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咏马、画马、刻马，也就成了一时的风气。

    清代方南堂说：“咏物题极难，初唐如李巨山多至数百首，但有赋体，绝无比兴，痴肥重浊，止增厌恶。惟子美咏物绝佳，如咏鹰咏马诸作，有写生家所不到。贞元、大历诸名家，咏物绝少。……元和以后，下逮晚唐，咏物诗极多，纵极巧妙，总不免描眉画角，小家举止。”（《辍锻录》）确实，摹形写状，绘影描神，刻划逼真，形容痛快，尚非咏物诗的极致。杜甫的咏马诗，所以能精湛卓立，独步千古，全在气魄雄伟，寓意深刻，感慨淋漓，神气勃然，都从大处着笔，不落纤巧家数。

    杜甫笔下的马，都有着鲜明的个性、深沉的感情，都带着他的现实感慨，寄托着他的理想抱负。咏马，实际上是诗人表现自我的一种形式，是在为自己写照。如早年作的《房兵曹胡马诗》，前半写马骨相非常，格力不凡，后半言其骁腾无比，显出一副血性，落笔有飞行万里之势，一望可知是年少气盛之作。杜甫前期的咏马诗，其根本精神都集中在“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房兵曹胡马诗》），“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高都护骢马行》），“一闻说尽急难才，转益愁向驽骀辈”（《李鄠县丈人胡马行》）这几句诗中。有横行万里之志、越涧注坡之能，临阵无敌，所向辟易，急人所难，拯危脱险，生死不负，以建奇功。这既是诗人所赞颂的马德，也是他理想中的人格。明人张□说：“凡诗人题咏，必胸次高超，下笔方能卓绝。……如此状物，不唯格韵特高，亦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