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我们研究自然界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植物的出现，了解玉蜀黍或燕麦，芦荟或松树；同样我们应当研究精神上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艺术的出现，了解异教的雕塑或写实派的绘画，充满神秘气息的建筑或古典派的文学，柔媚的音乐或理想派的诗歌。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
同时丹纳还说：“一个观念好比一颗种子：种子的发芽、生长、开花，要从水分、空气、阳光、泥土中吸取养料；观念的成熟与成形也需要周围的人在精神上予以补充，帮助发展。在悲伤的时代，周围的人在精神上能给他哪一类的暗示呢？只有悲伤的暗示；因为所有的人心思都用在这方面。”这里，我们看到，丹纳所阐述的思想与叶燮是完全相合的：一、他们二人都以自然界的运行，以及自然界的运行决定动植物的变化作比；二、他们都发现并承认精神气候、时代环境对文艺作品的种类、特色的影响。而二人所不同的是，叶燮是在批评“盛唐外无诗”的错误观点中，将盛唐与晚唐诗予以比较，阐发出这一观点的；而丹纳则是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直接论述出这一思想的。他们一重在批评实践，一重在理论叙述。当然，这反映了中西理论批评思维方式的不同。但二人所得出的结论都是一致的，这也反映了中西文艺理论家对文艺创作规律的共同认识。叶燮生于公元1627年，卒于公元1703年，他比丹纳早生了200年，因此，如果就对时代精神、精神气候决定某种艺术作品的出现，及决定其特色这一艺术规律的发现而言，叶燮的贡献也许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