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在他的《书王晋卿作〈烟江叠嶂图〉》一诗中这样写道：

    风流文采磨不尽，水墨自与诗争妍。画山何必山中人？田歌自古非知田。

    这是苏轼给他的好友王晋卿所作的画《烟江叠嶂图》所配的诗。诗的前二句称赞王晋卿的画水平高超，但在后二句，苏轼却以此引发了他的文艺观点。苏轼认为，就王晋卿的这幅《烟江叠嶂图》画得好来说，那么，要画山，何必一定要山中人才行呢？不是生活在山里的人不也同样能将山画得如此形肖逼真吗？而那些自古以来善于写田歌（此可泛指民歌）的人，从来都是不懂得该如何种田的。

    苏轼的这二句话引发的文艺理论观点虽然很简单，但却与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观点形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因为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梁代钟嵘就曾经提出了社会生活影响人的创作的问题，他认为“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寒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此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说到底，就是文艺必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同时又来源于现实生活的问题。这一观点可以说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规律，因而就被历代批评家、理论家所掌握所运用。比如明代茅坤，在其《龚秀州尚友堂诗序》中就这样说：

    世所谓能诗者，大由迁臣羁旅，幽人骚客。不然，彼或其挟隽材、负盛气之士，出而曳龟佩鱼，按节拥旄，内之则省闼，外之则边缴，而悲歌慷慨、宴酣淋漓。以诗声相雄长。故其言虽工，而要非《三百》之遗也。

    茅坤认为，世间真正能写诗的人，都是那些贬谪的官员或羁留在外的人，或者是那些不得志的幽人骚客，即这些人有真正的生活感情。而那些整天出入宫廷，端坐公堂，享受着荣华富贵的官员们，虽然谈起来激昂慷慨，以吟诗一比高下，但却脱离了《三百》（即《诗经》）创作传统，因而也就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