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词则有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冷观，因而表现为颇为沉重的凄凉孤寂。《水调歌头》有的是作者在对人生大彻大悟之后，为避免痛苦而自得其乐的达观，而此词则同是在对人生大彻大悟后，却面对此情此景而有的深沉的悲伤。这两首词所表现的心灵深处的东西有相同的成份，然而却一表现为跳脱，一表现为伤感，完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情调。它们都是苏轼内心世界包括世界观、人生观的真实写照。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词也不失为一首抒写真情实感，颇有艺术特色，令人欣赏的好词。

    苏轼的这两首写中秋的词，古今的词论家的理解均不相同，概括起来讲，不外二种主要意见，即：一采用传统的讽谕寄托之法说词，认为此词颇具政治意义，是苏轼有怀君之心，念念不忘朝廷；一则是从词的本文出发，认为苏轼写真实所感，是兼怀念兄弟子由的。《水调歌头》的争论几乎成了一桩文学上的问题公案，尽为人知，而后词却鲜为人知。始提出者是宋人杨湜，他在其所著的《古今词话》里就说后一首词末句表现了苏轼不忘朝廷的怀君之思。而南宋胡仔在其所著的《苕溪渔隐丛话》中则提出是写兄弟之情说。杨湜与胡仔都生活在宋代，却对同一时期的同一首作品有着不同的解释，可见要弄清作者的原意，对一部作品进行正确阐释该是多么的困难！而且这后一首词，杨湜认为是苏轼在黄州时作，胡仔则怀疑是苏轼在钱塘做官时作。到了明代，著名文学家、词论家杨慎写作《词品》，他也参与了这一争论，他同时罗列了杨湜、胡仔二人的说法，才决然判断说，杨湜的说法不对，应以胡仔的说法为对。杨慎只是推断，然而到他这里，争论才算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