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考　必须改变

    八○年代第四愿是——联考改变。

    提起来联考，柏杨先生一向忠心耿耿，誓死拥护。为了它跟人吵过架，也为了它跟有些人横眉怒目，有无数篇敝大作为证，可不是自己猛往脸上抹粉也。盖联考的好处，在于不必忽冬忽冬乱跑，御体不出城门，就可投奔千里外的学堂。贵阁上对科举一定熟悉，多少考生，形单影只地跋涉三个月五个月，去京师殿试。有的固然平安到达，但也有的病在路上，有的死在路上；有的被小偷偷个净光，有的索性被强盗老爷一刀两断。幸而平安到达的，考取啦身价十倍，一旦落榜，只好流落异乡。有钱的还可以租间公寓，坦头苦读，等候三年。穷朋友则只能投宿到破庙，有病没人管，饿死没人埋。多少家庭子弟，都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去渺无消息。中国文学作品中很多悲剧——诸如蔡伯喈、陈世美等等，都是用“赶考”作为主题的。幸好从前考生都是脏小子，如果也有女娇娃，恐怕遭遇更要惨不忍睹。那时候就有联考制度的话，分别在各省或各县举行，只把试卷集中京师评阅，将减少多少辛苦，多少生离死别乎哉。

    联考是二十世纪三○年代末期突破性的发明，对教育的普及和清寒学生的培植，已发挥了最大的功能。然而，实行了四十年，到了八○年代，它的弊已超过它的利。好像一付仙丹，本来对青春痘有特效的，一剂下肚，玉面如洗；可是，大概青春痘产生了抵抗力，或其他一时弄不清的什么原因，最初十年二十年，还不太察觉，久而久之，副作用或后遗症，却大量爆发。青春痘固然治愈，鼻梁却跟着塌啦，鼻梁没有塌的，也一个个得了肠胃砍杀尔，老命不保。到了这种地步，仙丹便不再是仙丹，而成了毒药矣。

    柏杨先生从拍巴掌赞成，进而认为必须重新检讨，不是柏杨先生变啦，而是联考制度变啦。联考已从有益，逐渐变得有害。在有益的时候时表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认为经，我们自应努力维护，一旦发现它有害，就不该因为过去拍过巴掌，一硬到底。如果继续把毒药当成仙丹，小民就无瞧类矣。

    呜呼，世界上万邦林立，恐怕只有中国的学生老爷——从小学堂一年级到高中学堂三年级，也就是从五六岁的小娃，到十六七**岁的小子，从早到晚，背着重达两三公斤的巨无霸书包。盖联考的压力，使他们不能不背。现在年龄稍大的朋友，还能记忆实施联考初期之前，学生老爷们放学回家，爬树捉鸟，下塘捕鱼的欢乐镜头，孩子们用不完的时间的精力，常气得大人们跳脚：“三天不打，上房掀瓦。”那个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矣。巨无霸书包里满装各式各样课本和各式各样模拟试题，孩子们回到家里，三口两口把饭塞进尊肚，就往板凳上一坐，“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他们的“志”只有一个——联考。家中只要有一个要参加联考的孩子，这个家就成了坟墓，其静如死，连走路的声音稍大都不行。灯光之下，瘦削的身子俯到案上，偶尔手动一下，头动一下，或咳嗽一下。鬼影憧憧，活像小小僵尸。有些爱儿女心切的爹娘，不愿儿女独自承担苦难，还在旁陪绑。于是，本来活蹦乱跳的“中国未来的主人翁”，小学堂没毕业，就成了近视眼；初中学堂没毕业，就成了驼背；高中学堂没毕业，就发苍苍而视茫茫，而牙齿摇动，而面目痴呆，而大便不通。当十九世纪鸦片为害最烈时，林则徐先生有言曰：“是使数十年后，中国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连当时最颟顸愚昧的清政府，都大为震惊。而联考比鸦片更要严重，儿童和青年正当发育成长期间，联考像看不见又摸不着的滤过性病毒由制度和父母联手，强迫孩子吞下去，活生生地把他们折磨成残疾，至少也把他们折磨成未老先衰。则数十年后，亦无可用以御敌之兵矣。每个兵老爷都戴深度的近视眼镜，躬其腰而喘其气，还成啥战斗部队哉。尤其是，无兵可用，问题还小，久而久之，恐怕无民可用矣。

    然而，身体的斲丧还不算致命伤，致命的是心理上、性格上的斲丧。在联考制度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