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称呼名字

    八○年代第三愿是——直呼名字。

    人之有名字，稀松正常，兼平常稀松。贵阁下此生恐怕还没有遇到过没有名字的人。如果遇到，包管你目如铜铃，三天都想不通。刚生下的娃儿当然是没有名字的，但你只要一问，他就马上会有。如果是小子，老爹老娘曰：“就叫他狗屎蛋吧。”如果是一位千金，老爹老娘就会脱口而出曰：“俺叫小咪咪。”于是，刹那之间，大势已定。

    然而，这么简单明了的事，发生在中国同胞身上，却死搅蛮缠，把人搞得气喘如牛。这跟农业社会和儒家学派有关。夫农业社会是静态的，知识分子蹲到象牙之塔里，在名字上动动手脚，花样翻新，有的是时间和精力。而儒家学派的精髓恰恰建立在繁文褥节上，知识分子在名字上动手动脚和花样翻新，就更有了理论根据。遂驴毛炒韭菜，成了乱七八糟的复杂局面。

    中国人的名字，像一串冰糖葫芦。娃儿之初生也，前已言之，曰“狗屎蛋”，是乳名也发展。在这个发展中只有量的渐变，而无质的飞跃，其结果，只有老爹老娘可叫。七岁八岁进了学堂，曰“王希贤”，是学名也，将来做官做事，头戴乌纱也好，或到公堂上脱裤子挨大板也好，统统以此名为准，只有势大气粗的尊长可叫。到了二十岁成年，又冒出一个名字，曰“王慕贤”，是表字也，比较亲近的朋友或分量身价相等的人可叫。过了不久，当了大官或发了大财，自认为或被认为不同凡品，则别号应运而生，就成了“王羡仙”，专供泛泛之辈称呼，如果他再附庸风雅，舞文弄墨，那就更成为“梅花斋主”、“蓬莱阁主”，以及“东洋居士”、“西海山人”、“南极道友”、“北辰老叟”之类。一旦挺尸，就又有谧号，皇帝老爷谧他“襄”，他就是“王襄公”，谧他“文正”，他就是“王文正公”。

    不特此也，一个人一旦修炬到拥有摇尾系统，地名也会变成人名。袁世凯先生原籍河南省项城县，马屁精遂称之为“袁项城”，黎元洪先生原籍湖北省黄陂县，马屁精遂称之为“黎黄陂”。圣人也有同样毛病，程颐先生原籍河南省伊川县，他就成了“伊川先生”。朱熹先生原籍安徽省婺源县，大概“朱婺源”不太好听，恰附近有座紫阳山，他也就成了“紫阳先生”。

    多如牛毛而且奇形怪状的名字，罩到一个人头上，固然不至于把他压死，可是却能把别人累死。——尤其是现代的学生老爷，整天埋头苦背一些死人的这种无聊透顶的称谓，万一得了脑充血，真是死不瞑目。然而，更恐怖的还在后面，从遥远的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王朝开始，就有“讳”的介入，使花样繁多的人名，更危机四伏，成了老虎的屁股。遇到武林高手，摸得好，摸得妙，能把考虑摸得舒舒服服。如果学艺不精，一下子摸错啦，它回头一咬，尊头就要落地。夫“讳”也者，是一种**政体下，用政治的和礼教的力量加到名字上的文字魔术，于是老虎屁股遂升了格，不但危险，而且神圣。尤其是皇帝的名字，绝对地凛然不可侵犯。西汉王朝刘邦先生因名字叫“邦”，中国文字中，“邦”就没有啦，统统改成“国”。隋王朝杨坚先生的爹叫“杨忠”，中国人从此就不能“忠”，而只能“诚”。后晋石敬塘先生，名字中有“塘”字，姓唐的朋友就倒了楣，唐谷先生只好改姓为“陶”。中国人固然招架不住，洋大人也得遭殃，唐王朝李渊先生，一坐龙廷，朝鲜王国的宰相渊盖苏文，就得成为泉盖苏文。老牌圣人孔丘先生的“丘”，更害苦不少人，写起来不但要缺一笔，读起来还要读成“某”，或读成“期”，而且天下姓丘的朋友，一律都是加个耳朵，改写为“邱”。最著名的一次是，李贺先生的爹名李晋肃，“晋”“进”同音，他就不能进士。呜呼，吾友许美英女士，她之所以一直留在中国，不敢前往美利坚和英吉利，其故大概在此，盖两个均犯她的讳也。看样子我老人家一旦抖了起来，全世界的柏树都得改成“龇牙树”。

    ——现在，台湾各级学堂的课本，还有“句践复国”的惊险镜头。明明是“勾践”的，只因宋王朝有个皇帝赵构先生（他阁下以诬杀岳飞先生闻外于世），构勾同音想。但后来此派中有人否定事物有相对稳定性，陷入了怀疑，勾践先生虽古代帝王，也难逃此劫。这种封建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