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上市公司搪塞，保公司高管过关。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况且，上市公司造假，有非常多的“擦边球”可打。他们可以在成本和收入计入的时间差上做文章，想什么时候把业绩“做”高就少计入成本多计入收入，想什么时候把业绩“做”低，又可以通过多计入成本推迟计入收入，通过业绩波动来制造股价波动，以便自己从内幕交易从中渔利。
虽然中国证监会逐渐严格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但由于缺乏最终监督，上市公司有许多可做手脚的空间，很难做到全透明，充其量只是半透明或假透明。社会、经济领域造假成风，没有多少数据能让人相信，上市公司信息造假也就不奇怪了。
其次是公平原则。“公开”都做不到，“公平”就更难了。“公开”的目的就是要做到透明，便于市场选择和社会监督。做不到透明，大股东、高管可以与权力联手暗箱操作，小股东及社会大众和媒体无法监督，大股东和高管侵害掠夺小股东的不公平现象就不可避免。
上市公司高管、大股东，可以利用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在业绩披露上的“灵活”处置，搞内幕交易，炒作自己公司的股票。深发展前行长贺云，曾经动用311亿元信贷资金炒作自己公司的股票。随后，东方电子原董事长陈元柏竟然让旗下财务公司人员投入68亿元资金炒作自己公司的股票。前不久，ST农化的监事李建也在低位买进自己公司的股票，最大获利超过40％。身为上市公司监事，李建的职责本是监督公司的行为规范，维护股东大众的利益，结果他自己“裁判”踢球，还谈什么“监督”。媒体在2005年中秋节前夕又惊曝“大牛股”海虹控股的做庄内幕，又将会有一出好戏看。
“三公原则”被蹂躏，最主要体现在证券发行上。早期是额度、指标审批制，大量的黑箱操作，**惊人，欺诈盛行，有些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公司联手骗取上市指标，烂公司也被“包装”上市，高价“圈”股民的钱，如红光和大庆联谊等。
2001年以后，股票发行的通道制正式实施，从表面上看改变了过去行政机制遴选和推荐发行人的做法，使得主承销商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股票发行风险，同时也获得了遴选和推荐股票发行的权利，但实际上，中国证监会依然具有主要决定权。发审委要受证监会上市部门的左右，而且发审委成员的产生也多由证监会等部门推荐定夺。等于还是审批制，只不过穿了一身皇帝的新衣，并把更多的责任推给了并无实际遴选权的承销商。
2004年2月以后，证监会又开始推行保荐制，与通道制相比，保荐制增加了由保荐人承担发行上市过程中的连带责任的内容。应该说，这些改革是证券发行逐步与国际接轨的一个进步，但只是形式上的，在证监会、国资委的权力仍是幕后主宰的情况下，承销券商担不起也不会去承担责任。王小石案就是在实行保荐制后发生的，一张发审委成员名单（公关线路图）就值几十万元，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第三是公正原则。对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惩处要严格公正，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市场秩序，捍卫投资人的利益。然而，由于证券市场的**多有地方行政权力的卷入和**官员的参与，甚至有监管机构的官员涉足，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缺失，查办打击不力，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官官相护，即便某个高管、大股东或审批官员给市场投资人造成了几亿、几十亿的损失，最多也就判两三年，有的还缓刑几年，判了等于没判。犯罪成本如此低，何以能慑众？
“三公原则”无法在制度实施上充分体现出来，必然导致违规欺诈盛行，制度缺陷导致制度“掠夺”。这才是中国股市成为“狼市”的主要病根，而非股权分置。不解决“三公问题”，就是解决了“股权分置”也振兴不了市场，因为其改变不了“狼市”现实，投资人还是会被吓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