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岁穷年而未有已。

    他所思考的是国家的大局，国家的安危。为了国家的大局，整个国家的安危，有时不得已必须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曾国藩一贯主张中华自强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在这一二十年里，国家要保持相对的安定，不轻易与外国人开战。他不愿意因为天津教案处理不妥而引发战争，因此一直战战兢兢，“查办津事之旨，即不欲以百姓一朝之忿，启国家无穷之祸，故奏明立意不开兵端。”不开兵端是因为没有能力开兵端。当时，国家军队不堪一用，战守毫无把握。“各省绿营兵一无可用”，“中国海上炮船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当然也不是毫无精勇的军队，淮军就是一支能够战斗的队伍，“然劲者亦不满二万，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保全一年，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能备于陆，不能备于水，能备于直隶，不能备于沿海沿江各省。”“所以低首下心曲全邻好者，盖以大局安危所系，不敢轻于一试。”这是曾国藩最真实的心态。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下，曾国藩不得已采取了曲意和好的策略，处理正凶、赔给巨款，其心情之痛苦、矛盾、复杂是可想而知的。

    有人建议，采取“厚结英、俄以**法国”的外交手段。曾国藩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认为，“英、法之交固于胶漆，英国威使之求逞于我，其毒计有数倍于法国罗使者。边衅一开，各国合从，势必兵连祸结，无有已时。”他分析指出，西方列强“诸国合纵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今日西洋各国穷年累月讲求战事，约从连衡，窥伺衅隙，乃前古未有之局，与汉之匈奴，宋之辽、金迥然不侔”。当时西方各国，在侵华问题上构成了坚固的联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盟、后来的八国联军攻打北京，都说明了这个事实。曾国藩所担心的不是和法国一国开展，而是因此而与整个在华的西方势力开战。与一个法国开战，也许还有胜利的可能，但要是和在华的几个国家开战，那就毫无把握。曾国藩并不是一个怕死的人，他不怕死，也不怕战争，但是不能轻易由中国人启动战争。他在写给奕?的信中也表达了为民请命的决心：

    若法人寻衅已久，今一遇此事，立意决裂，是亦无可如何之事。我中国但当战兢惕厉，为民请命，能坚持一心曲求和好，至事机能否挽回，生民果否荼毒，自有天意主之。当咸丰八、九、十年间，洋务业已不可收拾，岂意近年尚能安帖如此？亦尽其在我，以俟天心之默眷圣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