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把握示弱诚信表征（4）

    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天津归辖直隶，处理教案的重任理所当然落到他的肩上。这个时候的曾国藩身体状况很差，左眼失明，患有严重的眩晕症，每天头晕眼花，上吐下泻，精力衰竭。当他接受这个重任时，他感到压力巨大，特别的棘手，给曾纪泽、曾纪鸿写了一封遗书，以明必死心迹，“所自信者，年老病躯断.不吝于—死，虽危骇之际，当不至迷乱失据。”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曾国藩前往天津，参与处理此案的有通商大臣崇厚、工部尚书毛昶熙和江苏巡抚丁日昌。8月4日后，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回任两江，但直到处理完案件离开。经过调查、取证，曾国藩先后共逮捕了无辜群众八十多人，于8月23日和9月13日分两批结案，共杀天津市民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同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交刑部治罪，革职充军，还付给法国“赔偿费及抚恤费”共五十多万两银子。朝廷令崇厚为钦差大臣，12月赴法国道歉。

    教案发生后，国内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朝廷的态度，曲意求和，一种是清议派，主张借机驱赶北京、天津一切外国机构与外国人。法国态度非常强硬，要求杀凶手、杀天津府县官员。面对这样的形势，曾国藩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如果采取强硬的措施，与法国针锋相对，可能引发战争，造成更大的损害。如果对老百姓采取过硬的措施，就会得罪清议派、得罪中国人民；如果坚持“与民请命”，那么又与清廷的和好态度相冲突；如果像清议派所说的“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宣战、驱赶所有在京领事、外国人、停止通商、传教等，那么得罪的不只是法国，而是在华的所有外国人，全面战争在所不免。处于这样境界的曾国藩左右为难，遵循了清政府曲求和好的基本策略。他说：

    纵令要挟百端，止有曲求和好之一法。惟所以曲求和好者，终不外严办正凶、厚赔巨款二事，深恐求和愈急，要挟愈多。

    他认为，只有“曲求和好”是唯一的办法，要做到“曲求和好”具体的途径是两个：一个是严肃处理杀人凶犯；一个是赔钱。天津教案中打死外国传教士和经商者二十人、中国教民三四十人，焚毁法国领事署、天主教堂和仁慈堂，波及英、美的几所教堂，不惩办正凶、陪巨款，要想平息外国人的愤怒是做不到的。这样的事情，即使放在今天，恐怕也很难做到。然而难道曾国藩真的就想拿国人的头颅去祭奠法国人的旗帜？曾国藩一直主张为民请命，拿百姓的头颅去祭奠外国人的旗帜，也是他不愿意做的。他说：

    辈身在局中，岂真愿酷虐吾民以快敌人之欲？徒以边衅一开，则兵连祸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