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渐放开之势，但以拒绝为主。同治九年，日本政府派出使臣明确提出与中国通商的要求。

    对于日本的要求，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英翰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在明朝时，骚扰中国200年，现在乘中国隙间，来试探中国的态度，其想法不可以推测，如果容许他深入腹地，那么危害无穷。要求朝廷拒绝日本通商的请求。一种意见是朝廷的态度，朝廷认为日本坚请，难以拒绝，因此答应其通商请求。

    1871年1月，曾国藩上奏《预筹日本修约片》，建议朝廷同意日本的要求，准予通商，并且提出以泰西各国之“例”平等对待日本。他认为日本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国不同，日本是邻国，而朝鲜、琉球、越南是中国的臣属之国，因此日本要求“邻敌比肩”的礼仪，属于意中之事，应该答应。如果不答应，日本会产生怨恨，挑起衅端。“日本自诩为强大之邦，同文之国，若不以泰西诸国之例待之，彼将谓厚腾薄薛，积疑生衅。”“臣愚以为，悉仿泰西之例亦无不可。”但他又建议这一点不要在条约中体现，尤不可在条约中著明恩渥利益与各国一体均沾。他这样思考，目的是为了不让其他国家产生疑隙而引发矛盾。他认为，如果日本言辞安顺，请求通商，中国不答应，转而请其他国家出面，中国答应了，那么外国人就会怀疑中国的外交之道。“疑我中国交际之道，逆而胁之则易于行成，顺而求之则难于修好”，这样做不是“圣朝怀柔远方之本意”。平等对待各国，对于弱国来讲是一种比较好的外交手段。自己本来弱小了，却还有分彼此，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态度，容易引起不满，产生矛盾，吃亏的最后还是弱的一方。在与日本通商的问题上，曾国藩认为日本可以来中国通商，中国也可以去日本通商。“立约之后，彼国市舶必将络绎前来，中国贾帆亦必联翩东渡。”并且认为中国也可以派遣官员往日本管理中国商人以及事务。这种思想，对于封闭的王朝来说，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

    曾国藩讲究平等对待各国，不是害怕日本，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他说：

    中国之处外洋礼数不妨谦逊，而条理必极分明。练兵以图自强，而初无扬威域外之志。收税略从彼俗，而亦无笼取大利之心。果其百度修明，西洋东洋一体优待，用威用德随时制宜，使外国知圣朝驭远一秉大公，则万国皆将亮其诚，何独日本永远相安哉！

    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自强。平等只是推诚为用的手段、形式。没有自强，谈不上平等；一旦自强，政治修明、经济发展、军事强大，那么不管是对待东洋国家还是西洋国家，都可以一体优待、平等相处；不仅日本可以和中国安全相处，其他各个国家对待中国都会拿出诚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