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西方国家认识的深化，曾国藩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大的转变。

    一是逐步改变了以老大自居的虚骄心理。清朝号称大清帝国，自皇帝老子到一半官员都以老大自居，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因此看不起他们。在处理外交关系上，则特别看重一些并不重要的礼仪。比如外国使节来中国觐见皇帝要不要行跪礼的问题，外交文本上使用“大XX国”的问题。外国人不下跪，英国人称“大英国”，朝野上下都会认为是莫大的耻辱，有损国体。开始的时候曾国藩也有这种思想，但是后来他改变了。1857年他建议清廷：

    伏查康熙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召见俄人尼果赍等，其时仪节无可深考，然当日与俄罗斯议界、通市，实系以敌国之礼待之，与以属藩之礼待高丽者迥不相同。道光、咸丰以来，待英、法、米三国，皆仿康熙待俄国之例，视同敌体。盖圣朝修德柔远，本不欲胥七万里之外洋而悉臣服之也。拟请俟皇上亲政以后，准其入觐。其仪节临时酌定，既为敌国使臣，不必强以所难，庶可昭坦白而示优容。

    对待西洋各个国家采取“敌国”的态度，而不是像对待高丽等藩属国，其实就是一种平等的态度。平等就意味着尊敬他国的礼仪方式，不强其所难。这个转变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清王朝看清楚面对的“敌国”，到底是什么样子；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态度和方式。

    二是正确对待西洋各国。当时朝野上下有两种明显对立的态度，一种是过激派，仇视西洋各国。最鲜明的事例是天津教案后，他们要求清政府驱赶北京的一切外国人，关闭所有外国领事馆、经营场所。一种是软夷派，看到外国人就害怕，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只有投降、屈服才是最好的出路。曾国藩反对这两种态度，主张既要审时度势，也要客观看待自己的力量；既不能过硬，也不能过软。这种态度在当时来讲，不失为“中庸”之举，符合时代的需要。

    随着对外国以及外国人的了解，曾国藩看到了中国的短处，也看到了外国的长处。他继承了自魏源以来“师夷长技”的思想，强调国家的自立自强，提出了“师夷智”的新理念，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注意引进外国人才来中国工作，同时安排中国人向这些外国人学习；他设置翻译馆，翻译西方近代科学著作；他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以期收取远大之效；他致力创办实业，制造轮船、枪炮子弹，开启了近代洋务运动之先河。在他的倡导、力主、践行下，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得以起步，国家军队制度得以改革，出现了“同光中兴”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