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处理。我想曾麟书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一是当地百姓找他出面，作为地方乡绅，有个面子问题，不好意思拒绝，这是人之常情；二是儿子在京城做大官，地方官多少会给面子，他出面找有关领导者更加方便，即使解决不了，接见是不成问题的。加上官场中官官相护的习气，曾麟书出面对于解决乡里的问题，肯定是比较好办的。但是曾国藩并不这么看，他认为，乡绅管公事不合适，地方官表面上也许哼哼哈哈，热情接待，但是心里很反感、很仇恨。他们的热情是装的，是处于应酬的需要。至于那些书吏更是“欺人肥己，党邪嫉正”。公正乡绅在参与地方事务时，扶植善良百姓，打压奸邪小人，这样就会被书吏们利用，造谣诽谤，进谗于官。

    儒家认为，父亲即使有过失，儿子也不应该去批评、指责。曾国藩遵循这一儒家的原则，不直接和他父亲去说，而是请求叔父去劝说，在劝说的方式上，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理来讲，父亲干预地方公事，地方官不高兴，而且一旦开了个头，就会没完没了、“日不暇给”；从情来说，有损儿子的声名，他认为要是地方官不给面子，那么儿子的面子就会受损；无形之中，也会招致别人的怨恨。这样行之有法，言之有理的劝说，当然很能够打动人心，其父也就会不去操那份闲心。

    有一件事情，曾国藩是处理得很好的。当时在湘乡当县长的是朱诒孙，从曾国藩的家信中隐约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名声较好的官，后来因在镇压太平天国中有功，升为宝庆知府。他在湘乡任上，财政亏空很大，达一万六千两银子。当地一些绅士，也许是和他关系好，是领导的朋友，也许觉得他是个好官，于是他们想出一个出钱帮他垫补亏空的馊主意。对于这个主意，曾国藩是坚决反对的。他强调说：“至于帮钱垫官之亏空，则我家万不可出力。”他的理由有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