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当赌注是我老板作为首席执行官的那个职位。但是，我的竞争对象又是一位师长，虽然刚愎自用，但又很有风度。

    甚至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内心里还是在感到遗憾，不该让事情变得那么难受的。但是，要让一个到了时间却不肯让位的老板离开他的座位，并没有让人人都开心的好办法。当老板迷恋权力，大部分事情悬置不决的时候，对于公司的损害是很大的。

    65岁生日宴会事件使我相信，再也不可能哄着米勒改变他的角色或者我的角色了。我推测，下次再不能手下留情了，必须带上大锤子。这样，我就开始找锤子了。

    在70年代初期，加内特的董事会一共有12名董事。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特点：

    ►全都是男性白人。

    ►所有董事都是米勒提拔到董事会的。

    即使如此，大部分人还是慢慢地对我产生了尊敬。在他们看来十分清楚的是，实际上是我在掌握着公司的运转。

    有一些──而非全部──董事感觉到，加内特公司不成文的规定是，65岁就退休，这样的规定应该适用于所有人，包括首席执行官在内。

    最强有力的董事是詹姆斯·韦勃，就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提拔去当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完成首次登月飞行任务的那一位，韦勃还在杜鲁门政府当过副国务卿和预算主管人。

    保尔问题：好友兼保护者

    最软弱的一位董事是威廉·罗杰斯。他一直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司法部长，后来又在尼克松总统手下当国务卿，直到亨利·基辛格接管他的权力。罗杰斯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米勒的高尔夫球友。

    韦勃是董事会管理交接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的其他董事为罗切斯特市的银行家威尔莫·克莱格和前任商务部长亚历山大·特罗布里奇。

    65岁生日宴会事件之后，我和韦勃经常在非正式的场合谈起我们所谓的保尔问题。韦勃告诉我说，根据他的试探，差不多所有董事都赞成我当首席执行官，惟一的不合作者就是罗杰斯。他认为应该只有保尔本人才能决定什么时候或者是否下台。

    “如果你愿意让保尔继续当主席而由你出任首席执行官和总裁，我觉得我可以安排此事。”韦勃主动提议。

    我告诉他，这个想法正中下怀：“我可不想一脚踹走雇佣我的人。我只是觉得已经到了宣布我是老板的时候了，因为只有我，才能够让加内特公司重新挂上档位。”

    韦勃不断遇到来自罗杰斯的抵抗，这是保尔问题中的另一个部分，就是保尔的保护者。韦勃是一位管理人，也是一位妥协者，他喜欢在任何事情上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他就想不断地推迟不可避免的难题。

    我自己的探查说明，如果靠投票表决，我可以得到10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米勒得到的票只能是他自己的一票加上他的保护者罗杰斯的一票。

    进入1973年以后，我就着手动作了。

    “吉姆啊，今年非开始不可了。”我告诉韦勃说，“保尔今年就67岁了，我也到了49岁。如果我今年当不成首席执行官，对我和加内特公司来说就是到了尽头。”

    这不是威胁，而是一种许诺。韦勃知道我是来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