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自己的生日宴会

    发出邀请函的那天，雷明顿把我们为他所做的安排这个惊喜的消息告诉了他。

    米勒说：“我才不去！”

    雷明顿觉得保尔是在开玩笑，但是，他这种态度的原因很快就明朗了：

    “你去告诉纽哈斯，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让人人都十分明白我已经65岁了。我是说真的，我不去。”

    雷明顿进退两难，跑来找我。邀请函已经发出去了。我们还能做什么？

    “那是你的问题，约翰，”我说，“坦率地讲，反正是他自己的生日宴会，他去不去我才懒得管呢。”

    到最后，雷明顿说服保尔，要他务必参加。他一整个晚上都不开心。

    宴会结束之后，我向他保证说，再也不会为他安排生日宴会了。我一直信守这个诺言，直到他80岁生日。那个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也更老成了，喜欢我对他的每一点注意，哪怕这样的注意会更加突出他的年龄。首席执行官的职位拿到手之后，我也老成得起了，至少在保尔·米勒面前是如此。

    米勒抱怨我太急躁，这样的怨愤越来越针对个人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比在1972年11月在堪萨斯城召开的美联社执行编辑大会上更愤怒的时候。

    当年早些时候，我的第一次婚姻以离婚结束。当时我在与罗里·威尔逊约会，她是佛罗里达州一位颇受欢迎的参议员，当时引起媒体注意，因为她是作为独立参选人被选为议员的。

    我以前请这位议员做过一个APME节目，跟阿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华莱斯和他当时的妻子勒琳以及“杜恩斯贝里”艺术家加里·特鲁多一起进行一场政治话题的专家讨论。

    罗里参议员过来以后，我安排她住在宾馆里，是保尔·米勒的套间。她只是在那里过一夜，而米勒要到第二天才回来。当然，我把老板豪华的套间给她住，目的也是想给约会的对象留下深一点的印象。

    第二天下午，米勒打电话要我去他的套间。

    他大发脾气：“你是想自动辞职，还是被开除，或者从头干起呢？”

    “你在说什么事情？”我问。

    “你不觉得我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吗？你让那个女人住在我的套间里。你好大的胆子！”他一脸铁青。

    “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我问。

    “我他妈的才不管她是谁哩。你让她住在我的套间里。很多人在谈论那个女人住在我的套间里这件事情！”他气得不行。

    我想，要是说句俏皮话，也许能够让他安静下来。

    “你昨晚不在这里，所以没有人会认为你跟她睡过觉。我也没有跟她睡觉，没有在你的套间里睡。”我最后补上一句，是为了言辞准确无误，“所以说，这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他气急败坏，让我马上滚出房间，否则他要将我扔出去。

    后来，我和罗里结了婚，保尔和她成为好朋友。

    当天晚上，我和保尔在一个会议接待室里碰上了，他又变成了一个十分友好的人，而且是他那种特色的友好，根本就不提那天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无论私下里多么可恶，公开场合他总是一位礼貌先生。

    这是与保尔·米勒斗争当中令人痛苦的一部分。我跟任何人一样都想好好打一场硬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