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蒙台梭利的教育理念、方法以及它对我们当下教育的启示，我会在以后的书中进行阐述，在这本书中我只是想告诉大家的是，实施一种真正的教育，将会有效地改变一个人、一个民族以及一个国家；同时也将会有效地改善我们目前的道德水平、社会风气以及人文素质。而我们的父母、老师、国家的教育理念及体制以及媒体，都要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而其中，家长，作为孩子第一位启蒙老师，其作用是最为重要的。西方有一句名言：“与其说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政治家手里，不如说国家的命运掌握在父母手里，推动摇篮的手也在推动人类的未来。”
这句名言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它不仅证实了蒙台梭利的教育理论，也向我们昭示着作为家长的一种庄严之责任：如果你缺乏道德，那么你的孩子也将缺乏道德；如果你毫无诚信可言，那么你的孩子长大了就有可能是骗子；如果你无视交通法规而乱闯红灯，那么你的孩子就很有可能有朝一日成为你的牺牲品；如果你对你的父母横眉冷对，那么等你老了你将会得到同样的下场；如果你连一点公共道德都不讲，那么你的孩子长大后绝不会是一个风度翩翩的雅士……
与此同时，我们的学校教育也应该记住：如果你们只知道灌输知识而不注重道德意识的培养，那么从你们学校放学出来的学生就会乱闯红灯而无视交通法规；如果你们只知道升学率而不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育，那么你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充其量只是一个考试机器而不可能是真正的人才；
另外还有，我们的教育部门也应该知道：如果中国的教育制度总是以应试教育为模式而忽视其它教育方法，那么在中国的教育模式下就难以培养出真正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才；如果中国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不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那么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就只能跟在世界的脚步之后始终处于追赶状态。
总之，教育将改变一切，教育也必将改变一切。
总之，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不改变已无退路。
因为，谁都不愿意自己让别人视为“三等公民”；谁都不愿看到一个身穿皮尔卡丹西装的人在随地吞吐；谁都不愿意看到在澳大利亚的租房广告中明确申明不租给中国人；谁都不愿意听到从各国传来的对中国游客不文明举动的投诉声；谁都不希望听到“没教养”这三个在文明社会中的最让人无地自容的字……
余秋雨先生在他《文明的碎片》一书的序言中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故事：
一群文化人在游长白山，路遇一位外国少年背着帐篷准备到山上野营，这位已经很劳累的少年手上还挎着一个塑料袋，边爬山边拾拣着沿路的废纸、果皮、空罐。他腼腆地告诉那些文化人，从小在书本画册中就知道了长白山，这是他梦中的山，当然要把它收拾干净。他离开文化人独自继续爬山、拣垃圾去了，文化人上了大客车，但大家都长久的沉默着。过了很久，气氛才重新放松起来，其中一位随手把一块果皮丢向窗外，车上的其它人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齐声喝道：“你还是人吗! ”
记得当时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长时间感到一种心痛。“你还是人吗”，这句话就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深深的灵魂之中。
一个小孩，一个身处异国他乡的外国小孩，当他一个人来到他儿时梦中的长白山时，他突然发现长白山显得有些不干净。在他的想象中，长白山一定是纯洁如玉的，一定是有着充满神奇传说的秀丽壮美之山。于是，他就吃力地在爬上这座山的同时，拾拣着一路的垃圾。为此，我们应该感到脸红，我们的民族应该感到脸红。当我们的游客在国外的海滩上正在大开杀界的时候，有这样一位外国小游客却在默默地整洁着中国的长白山。
文化人的一阵沉默，显然是被这个孩子的举动所感染同时被深深的触动了。然而，一位文化人一个潜意识举动终于让一个民族露出了灵魂的破绽。尽管我相信这位文化人绝对不是故意的，但悲哀恰恰就正这里。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一种非文明的举动，我们似乎也已经习惯了某种非道德的行为。那块被扔出窗外的果皮，就像我们平时随地吐痰一样，已经成为了我们无意识中的一个惯性行为。由于我们缺乏“蒙台梭利式”的教育，由于我们不认为一个人的道德意识是从小就必须与生命一同养育的，所以我们缺乏一种像康德所说的那种先天性的道德法则，于是等我们长大以后就普遍得了一种“道德教养综合缺乏症”。因此，即便是文化人，也难以幸免。这，就是我们深深的悲哀!
“你还是人吗”？这似乎是人对自我的一次责问。因为“人”不应该是这样缺德的。人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个人，那么人就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法则，否则，他就不是“人”。
文明岂止差一点
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实话实说》节目中，现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的龙永图先生，在讲到一个人责任和诚信问题时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他在日内瓦开会，有一次他上卫生间，当他上完卫生间正准备离开时，龙部长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他听见在他旁边的一间厕所内一直发出一种声响，而且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于是好奇的龙部长就轻手轻脚地打开门想看个究竟。门打开了，只一位小男孩正在吃力地试图放水，因为该男孩太小，所以他够不着水箱的拉绳，于是他就在一次又一次地做努力。讲到这龙部长当时十分感慨，他说：就这么一个小孩子，他就有一种十分明确的责任感，他用完厕所，就必须放水，尽管对他来说有些困难，他却十分执著。
与余秋雨先生一样，龙永图先生之所以对这件小事感慨万分且念念不忘。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们当下这种严重缺乏公共道德及诚信的一种不满。如果说在长白山这起事件中，我们的文化人在“德性”上远比不上那位小孩，那么在龙部长所说的这起事件中，我们根本就无脸来比。去看一看吧，在中国的公共厕所里，得，我还是别再描述了吧，因为太脏! 与龙部长所说的那位孩子相比，我们能称自己是“人”吗？
1997，我应山西一家著名企业的邀请，来到太原。为该企业做整体形象策划。一天，在酒足饭饱之后，我们继续在总经理办公室里会谈。席间，我来到了位于总经理办公室正对面的卫生间，一进门，一股臭气扑鼻而来，满地的脏水拌着卫生纸如同一间酿酒车间，见此状，我拔腿就跑。后来我对该企业的老总说，有两件事您最好先给办了，第一，把厕所的卫生给搞好；第二，告诉总机接话员，说话要有礼貌。在回京的火车上，我一直在想，就这种意识和素质，中国企业还要搞什么形象策划？随后，我便与我同去的一位北京大学老师张浩达先生聊起了音乐……
说起音乐，我比较感慨，因为音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国界的东西。每一个人可以在每一个地方自由选择听每一种音乐，所以我说，音乐很神圣。
但，神圣的音乐在中国有时候却变得不那么神圣了。
2002年8月份，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帕尔曼再一次来到北京演出。对于帕尔曼，我一直非常敬仰他，一位残疾人，一个坐在轮椅上无法行走的男人，却用他惊人的毅力和对音乐非凡的感悟能力，成为了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小提琴大师。在他的琴声里，我们可以听到一种对生命的深深感悟、一种在人间苍穹中无微不至的关怀，无论是贝多芬的豪迈还是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在帕尔曼的琴声中，我们都能够透彻地予以细细品味。于是，我又一次期待着这次音乐会的到来。
然而，帕尔曼的这次音乐会却被安排到了人民大会堂。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心想：完了。因为帕尔曼的音乐将不在神圣。而我也将失去了一次亲耳聆听帕尔曼音乐的机会。因为，在几年前我便发誓：绝不再去人民大会堂“听”所谓的音乐会。因为我在那里受过多次刺激。按常理来说，在这么一个神圣的场合听一场神圣的音乐会应该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在那么一个神圣的场合里，很多人却不是去听音乐的，更多的是一种抚弄高雅者的交谈场所，是一种孩子们满场跑动的训练场。此间，音乐经常被一片手机铃声和交谈声所猥亵，指挥家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转向听众，本应完全沉浸在音乐中的情绪，却无奈地用严肃而又不失风度的眼神默视着嘈杂的听众：能不能安静一些？这里是在演奏神圣的音乐啊! 有话能不能回家再说，能不能在两小时内不露出精神破绽而成为哪怕是一个计时的文明者？这样要求应该说不算太高吧。但是我们很多人却依然做不到!
因此，我没有去听帕尔曼的音乐会。因为不愿意再去受这样的刺激。
结果是果不其然的，帕尔曼的音乐会依然无法神圣。音乐会后，《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伦兵先生以一篇“文明岂止差一点”为题，再次表露了他对此现象的忧患意识：
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帕尔曼前晚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以他的高超技艺征服了现场数千名观众，但在音乐会过程中，观众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音”却给观众带来了小小的遗憾。有的观众事后对记者说：“音乐会中的手机铃声、迟到的嘈杂声和儿童的跑动声直接影响我进入音乐的氛围，在你刚刚被音乐陶醉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就被这些不和谐音所打断，实在是遗憾。”此前一直争论不休的维护音乐会秩序的话题，再次显现出它的重要性。
应该说，以往人们担心的人民大会堂听音乐会的弊病，在前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上半场尽管主办者在演出前广播了关于乐章之间不要鼓掌、关闭手机寻呼机和不要随意走动的注意事项，在中国爱乐乐团演奏的柴科夫斯基《弦乐小夜曲》的乐章间依然出现掌声，以至使指挥余隆不得不破例将第三乐章和第四乐章连起来演奏，以避免掌声。也致使中场休息时主办者又一次强调注意事项。而观众迟到的嘈杂声不仅出现在上半场，甚至出现在下半场休息过后的帕尔曼优美的琴声中。令人烦躁不安的手机鸣叫声在上半场的演出和帕尔曼优美的琴声中任意穿梭，挥之不去。而儿童毫无顾忌的跑动则在偌大的大厅里引起了一阵“回响”，似乎要与舞台上的演奏家争夺注意力。大好的音乐空间不幸被这些不大不小的噪声击穿了好几个洞，让人感到格外遗憾。
维护音乐的欣赏氛围，维护音乐会的观赏持续，这样的话题过去曾引起不少的议论，但观众在欣赏音乐的同时，应该如何对自己欣赏音乐以外的行为进行自我控制，则并没有引起重视。把日常生活中的我行我素带到了音乐会上，这成为一些观众大意疏忽的常见行为。因此，加强对欣赏音乐会的基本知识的普及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曾经在欧洲观看过不少歌剧和音乐会，但像这些不和谐的噪声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同时，各个剧场对观众的必要提示，也非常到位。在巴黎歌剧院和音乐厅，每场演出前都会有一位老者或者剧院经理走到台前，大声地请观众关掉手机和不要拍照，态度之诚恳，让所有观众不得不再检查一下自己随身所带“鸣叫物”。在所有大歌剧、芭蕾舞和古典音乐会的观众席中，根本就不会出现少年儿童。笔者曾经问一位当地的音乐爱好者：“为什么没有人带小孩来听音乐会？”这位普通的观众觉得我的问题很奇怪：“这不是儿童音乐会，怎么会带孩子来听？古典的协奏曲和交响乐是一般孩子不可能有耐心静静地听完的，所以我们都不会带孩子来听这样的音乐会，因为孩子坐不住，你要限制他又不行，所以他不应该来这里，这是每个家长都明白的一个道理。孩子就应该去听儿童音乐会，那是他们能够听得懂的。”
无法神圣的音乐
过去我们往往对音乐不普及感到头疼，但音乐普及了，并不表明孩子就能与大人一样听懂整部交响乐作品和歌剧作品。无拘无束是孩子的天性，而孩子行动的随意性又很强，让他硬着头皮坐下来听长达半个小时左右的交响乐和协奏曲，实在是有些勉为其难，不如让他听一些短小精悍的小品。而把孩子带到正式的古典音乐会上与其说“让他感受氛围”，不如说是让他受到拘束。当然，儿童要接受音乐教育是理所应当的，但不是在演出交响乐和协奏曲的音乐会上，而是在专门为儿童举办的普及音乐会上，在平时的家庭教育中。在加大普及音乐会数量的基础上，家长和学校对儿童应该首先做好欣赏音乐会基本知识的教育，这样双管齐下才能让儿童有自己听音乐会的天地。当然，在古典交响乐音乐会、歌剧和芭蕾的演出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儿童免进，但是家长应该懂得这样的音乐常识，避免带孩子来看他内心不可能接受得了的演出，这也应该是观众基本音乐素质的一个体现。
提高音乐素质不是只是聆听大师的演奏，而是随着大师们的演奏进入音乐氛围，受到音乐的感染。如果没有好的音乐氛围，即使你来听音乐会也会带回去不少遗憾。本报曾经推出“文明只差一点点”专栏，呼吁市民提高素质，共建靓丽北京。从这场音乐会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文明差得还不止一点点，在北京和国际文化交流日益增多的今天，这方面的文明建设尤为重要。
伦兵是我一位比较熟悉的记者，作为记者，他一直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他在报道各种文化艺术新闻的同时，他经常不忘时时提醒着我们要提高自身的素养。因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理解世界的素养方式，如果你缺乏素养就是缺乏一种对艺术理解的道德法则。而缺乏这种道德法则的人就往往连一个计时的文明者都做不到，他们在破坏道德法则的同时也在对艺术进行破坏。我曾经说过，看一个民族的素养如何，你只要走进音乐厅就会一目了然。我认为此话并不夸张，因为对艺术的真正欣赏和对艺术的尊重，绝对是一个人精神境界的体现。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在国外，一场芭蕾或是一出音乐剧在一个地方竟然能连续上演几个月甚至几年! 这种事在我们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就在几天前的一天晚上，我在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听到一位嘉宾说起这样一件事：他说他刚从维也纳回来，有一件事让他十分感慨：一次他在维也纳歌剧院观看瓦格纳的歌剧《纽仑堡的名歌手》的时候，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图书馆管理员，在剧场休息时他与这位老者进行了交谈。在交谈中，那位老者告诉他，他已经是第25次来观看这部歌剧了!
25次! 一个普通的图书馆管理员。在欣赏瓦格纳这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歌剧中，他或许因为白天工作的劳累而瞌睡过，但他绝不会发出一点声音，他就这样每次静静地坐在那里，与瓦格纳的音乐进行灵魂的沟通。
2003年2月6日晚，在意大利罗马圣切契里亚音乐学院的音乐厅里，由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叶小纲先生作曲的交响作品《最后的乐园》，正在被圣切契里亚音乐学院交响乐队演奏着。这首以中国安徽民间葬礼音乐为创作素材的交响作品，正第一次飘响在意大利罗马的上空。当该曲演奏结束后，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呼唤声和跺脚声。音乐会结束后圣切契里亚音乐学院的院长对叶小纲的作品予以了很高的评价。然而在音乐会中，依然是《北京青年报》的伦兵先生，发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当《最后的乐园》开始演奏后大约一分多钟时，听众席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手机的鸣叫声，即刻，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人怒目而视。手机声立刻停了，音乐会继续进行。有趣的是，当音乐会结束后人们发现，那部手机一直在刚才这位听众的座位边上的地上躺着，无人认领。伦兵说，“也许是带手机的人觉得自己丢尽了脸面”。
古人说，知耻而后勇。而我则说，知羞而后儒。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根本就不知耻也不知羞，那么一切试图解决问题的路径就被堵死了。记得我在人民大会堂听过一次法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当时坐在我后面的有一对年轻的恋人以及一个八岁左右的孩子和他的母亲。在整个音乐会过程中，恋人们在不断地窃窃私语并不时的传出几声“国骂”，而那个八岁的小孩却一直在他方圆十米的范围内进行着“田径训练”，期间还不断地传来他母亲那类似马俊仁似的叫喊：跑啊，你还跑，回来，再跑，揍你啦……
我不知道人在这种环境下是怎么来欣赏交响音乐的。记得卡拉扬在他临终前曾经不无自豪的说：“任何能与音乐终身相伴的人，上帝已经给予了他最大的恩赐。” 说完，这位曾经长期统治着柏林爱乐的指挥帝王，便微笑着离开了音乐和他的音乐生涯。窗外，莫扎特的安魂曲正在飘向另一个空间中，迎接着卡拉扬那不灭的音乐灵魂……
与卡拉扬比起来，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并不要求上帝给予我与音乐终身相伴的那种恩赐。我只想在一次难道的机会中能让我感受到上帝给予我的那种瞬间的恩赐，那就足已。可是我依然办不到! 背后的“国骂”仍在继续，那孩子已经从跑步发展到了在地上翻起了跟头，起初忍无可忍的我只是不断地向他们怒目而视，想必这一下会让他们有所收敛。但我错了。因为对于一个深度缺乏公共道德意识的人来说，你的怒视不但起不到一种警示作用，相反会引来一种更大的灾难。这就像你面对一个深度的肝昏迷者，如果你还一个劲地给他吃王八蛋，那么你不仅挽救不了他的生命，相反，你所做的一切将导致一场更大灾难的并发症。
结果是不出我所料的。随着我一次次的怒视，那位恋爱中的女人开始发话：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这人是不是有毛病？紧接着那恋爱中的男人也开始了：丫挺的，再看，把你丫哄出去。
而此时，舞台上音乐依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一种精神被短路的感觉。就是说此时你的大脑中所有的神经有一种突然被拉断的感觉，其具体表现是：思维没了，左右脑被胶在一起，头动弹不得，身体僵硬，四肢发软，眼睛发直，张口结舌，同时汗水正偷偷地从你的每一个毛孔里向外扩军……
马泽尔依然在挥动着他的指挥棒，气宇轩昂；而法兰西民族也正在表现着他们的从容与潇洒，而此时的我却像是一只被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也许此刻我最庆幸的，是我终究没能成为一个指挥家，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当一个指挥家，无疑对音乐是一种玷污。1980年，当我那时的老师汤沐海要去德国留学的时候，我曾经非常沮丧，因为他一走，我想当一个指挥家的梦想就会破灭。很多年以后，汤沐海回到了中国，并担任起中国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但是我一直就不敢去见他，尽管我的办公地与中国交响乐团近在咫尺。我不敢去见他是因为我不知道以什么样的身份去与他见面：商人？学者？还是什么都不是的游民？我总感觉在精神世界中我已经无法与汤老师沟通了，从一种神圣的角度上来讲，我已经堕落。
后来汤沐海辞职走了，他的前任陈佐湟也早已离去。他们为什么一个个的相继离去，我不知道。或许，在这块土地上，音乐依然无法神圣？
教养比门第更重要
请读者不要误会，我不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崇洋媚外者。相反，我或许还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尽管民族主义已经被视为一种落后的世界观。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民族的一份子，我希望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不要被别人视为“三等公民”，穷一点，是无所谓的，物质是可以被创造的；但人不能因为穷一点而失去素养，而一个民族也不能因为不是富国而变得没教养。因为有教养的人，才能被世人尊重。不知道我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崔永元先生在他竭力推荐的那本《我是韩国人》一书的序言中曾经这样写到：
三年前，我也去过美国。那天下午4点，在华盛顿一个大的广场，绿草如茵，阳光刺眼，一个美国人在我身旁的长椅上换上运动服，开始跑步，换下的衣服就扔在那里，这是，活泼的小松鼠靠近我，枪着吃我扔下的花生。我抬了一下头，眼眶里立刻噙满了泪水。这阳光，我嘟嚷一句。
实际上，我的心被刺痛了。眼前的富裕刺激着我脑海中祖国的贫穷，眼前的宁静平和对照着我脑海中祖国的嘈杂与纷乱，眼前清醒的空气也遮不住脑海中祖国空气的浑浊。
我为祖国感到委屈。
我相信崔永元先生的话语是真诚的，他的眼泪、他的委屈以及他那被刺痛的心，实际上都是出于一种对祖国深深的爱和期望。因为一种对现实状态的痛苦不满要远比一种虚幻的民族自尊更有实际的价值。我们的民族应该长大了，我们应该勇于面对一切而承担一种改变历史的责任。《实话实说》的崔永元给了我们一种实话实说的现状，而有这种感受的还有很多：比如有一位叫王文华的人，他说他一共去过三次日本，第一次去是因为他爷爷在日本使馆工作，那是他还非常小；第二次去是1995年，那次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公共厕所的马桶，跟表参道上走过的美女的皮肤一样洁白。”2002年他又去了日本，这次他的感受更多，在一篇题为《细微之美》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在日本，人活得都很有尊严。这个国家提供了一切生活中可能需要或不需要的舒适和便利。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都有人或是一种产品打点。这里，你不需要很有钱，也可以感觉被宠爱、被照顾。在这个极度产业化的社会，你却很少感到肤浅或低俗……
这种幸福感恐怕要被很多人挑战。大家会说:日本人哪儿幸福啊？你没看到他们在电车上挤得跟肉酱一样!这倒是真的。然而，就算在肉酱的状态下，他们仍然维持着平和的心情和完美的发型。他们挤到没有地方可扶，但每个人看起来都像电影明星……
完美的外在很容易，难得的是配合力守法的内心。地铁上，没有任何人用手机讲话，他们只是不停地按着手机键盘，天南地北的送短信。新缩站内夜里睡的游民，第二天一早迅速解散，而且地上没有留下任何脏东西。JR火车站的露天月台上画了几个框框，是特定的吸烟区。你真的会看到吸烟者自动走进框框那吸烟。坦白说在框框内吸，跟站在框框外吸，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站在旁边等车的人，真的会因为烟是从框框中传出来就闻不到吗？不过那不是重点。重点是：地上有一个框框，每个人的心态都觉得自己活在如来佛的手掌里。”
“教养比门第更为重要”，这是日本的一句名言。
人要活得有尊严，尽管在地铁里被挤得无处可扶，完美的发型和明星般的外表是人之尊严的一种；人必须活得有尊严，尽管只是一个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当阳光照射到这里的时候，一切脏东西是必须被清走的，这也是人之尊严的一种方式。火车站上那个框框，不管在里面吸烟和在外面吸烟有什么区别，但这是人人心中的一条道德底线，就像如来佛的手掌，每一个遵纪守法的人都必须无条件的生活其中。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那种内心的道德法则。
这绝对是一种教育的力量! 一种与生命一同生成和成长的教育! 麦克阿瑟将军那句深深刺痛日本人的藐视之言，不仅没有使日本人变得羞愧，相反，日本人在过了几十年时间以后，以世界老二的身份以及在“肉酱”中完美的发型昂扬地告诉世界：这就是日本人的尊严！
一位研究生物基因的陈博士，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曾经生活过六年，2000回国在一家生物研究室工作。在谈到德国的六年生活，陈博士依然是津津乐道的：
在法兰克福市，从晚上八时至次日八时是不允许演奏乐器和高声播放音乐的，如有聚会需事先向四邻声明。诺有他人大声喧哗唱歌声音较高，可随时报警，告其搅扰邻舍……
在法兰克福任何公共场合，都绝对没有我们曾经熟悉的嘈杂和喧哗。尤其是乘公交或地铁时，除了一个男低音用德语简短报站名外，车上一般是毫无声息，安静至极。大部分德国人不论男女老幼，落座后一律从包中取出精装书读起来。没有人说话，连窃窃私语也很少。即使一对情侣在车上，也是手牵着手，含情脉脉地对视着，不再说话……
没有出国的时候，经常听人说国外人情淡薄，但真正来说也并并如此。在德国，人们对等他人一般情况下都很热情，也很乐于帮助别人，尤其是对女士更是优待。有一次，我和太太回国，因事我必须多留几天，太太担心女儿，提前单独回德国。她从机场、车站，直到我们在法兰克福的家，几乎处处都有人帮助，我还担心她一个人拎着50公斤重的行李，怎么颠簸才能顺利回家，电话那端，太太自豪而感动地告诉我：“一路上全是老外主动帮我拎着行李!而且分文不取。”
记得我当时一个人刚到德国时，问路特有礼貌，生怕人家不睬我，结果德国人没等听完客套话，就枪着问我要去哪儿。如果要去一个地方，不认识根本没关系，热心的德国人干脆陪我到要去的地点，然后再悄悄地离开……
刚到德国的时候，有位朋友曾经开玩笑似的告诉我：在德国的马路上，当红灯指示车辆停下的时候，行人也回自动停下，就是一条狗，也不会随便闯红灯。到了德国后，才明白难位朋友的话绝非戏言。在德国过马路，人们绝对是按人行横道上红绿灯的指示行事的，当人行横道的红灯亮了，尽管马路上一辆车也没有，但人们都站在原地不动，就是有那么一两个人违章过马路，要么是外国游客，要么是不谙世事的青少年，他们大都会招致其他路人谴责的目光。
在德国，人们遵守规矩、照章办事并不是出于法律的要求或者公众的监督，而是每一个人意识里的一部分，是自发的，也是自然而然的一种习惯……
另外，作为一个在德国的中国人来说，感触最深的是他们的诚信。一般来说，如果需要保险公司赔款，没有哪个保险公司会核查你的账单，比如去医院看病，只要是医院出示账单和收据，保险公司就会如数付账给你----- 他们信任顾客，同时顾客也不会恶意欺骗保险公司。诚信已成为德国人生活的一种习惯。“
我相信，一个在德国学习、生活了六年的中国人，他对该国的评价一定是真实而发自内心的。而且我相信，陈博士所有的感慨都来自于一种比较，一种与自己国家现状的比较。就像崔永元在华盛顿广场所流下眼泪一样。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一直以悠久文明而自豪的民族，是应该哭泣的；我们真的应该冷静下来想一想了，当一个人连起码的道德都不具备的时候，物质有什么用？当一个民族连起码的尊严都不具备的时候，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所有的媒体都在一个劲地报道经济如何快速增长、世界第一高楼将落户上海的时候，只有《北京青年报》还在该报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每天发出了“文明就差这一点”的微弱呼喊。难道不是么？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人民日报头版上印有“诚信，将铸起中国之魂”这样的头版文章？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中央电视台在每天新闻联播后的标版广告中打出大大的两个字：“道德”？没有! 我们只看到了在近几年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那一系列的“缺德”小品，并在人们的哈哈大笑中继续发扬光大。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我们的宣传也是失败的。
基本道德如何铸造？
陈博士说，诚信已成为德国人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众所周知，习惯是需要从小培养的，是需要家长、老师一起来教导的，是需要一个社会的整体舆论来支持的。尤其是家长从小对孩子的教育更为重要。下面这篇文章，出自美国《芝加哥快报》的编辑总监之手，从这篇幽默并让人打开眼界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为人之基本道德是如何培养起来的：
小琼妮今年5岁，一年前我和她她妈妈芭芭拉在芝加哥协议离婚时，承诺并将以下这个口头约定遵循之今：彼此都要永远爱她，决不让我们的离婚伤及她幼小的心灵，要让她成为一个人格健全、心理健康的人……
我认为我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对此我丝毫用不着谦虚。我曾经多次和小琼妮探讨，人最宝贵的品质是什么，最终我们达成了共识----- 诚实、善良、勇于承担责任排在了至关重要的前三位。
当然，人不可能一辈子都不撒谎，当小琼妮将幼稚院的拼图游戏板偷偷带回家，并撒谎是同班的杰克给她的之后，她明白了这一点。撒了谎就必须接收惩罚。因为这关系到诚实原则和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毋庸置疑，这同样是我们达成的共识。于是，小琼妮在退回幼稚院的玩具并当面道歉后，还无奈地面临着三项关于惩罚她的选择：一、一个星期内不能吃冰淇淋；二、周日下午的中央公园的滑草游戏及野餐活动取消；三、接收肉刑 ----- 在屁股上狠揍两巴掌。
我给了她一分钟时间的考虑时间，可她只用了5秒钟就决定接收第三种惩罚。她的选择让我相当为难，我不愿意体罚她，于是我就给了她第二次机会。可她再三重申决不放弃吃冰淇淋以及滑草和野餐的权利，我只得志电给正在上班的芭芭拉，请她回来当“监刑官”…… 芭芭拉气喘吁吁地赶回来后，小琼妮坦然地用眼神示意我可以实施肉刑了，我只得面色凝重地对她说道：请这位女孩体面地接收肉刑。“话音未落，小琼妮已经飞快地趴到了长沙发上。
我为自己民主的教育方式沾沾自喜，可是仅过了一个星期，我就领教了民主的威力。
我通常在夜里12点以前处理完第二天要见报的稿件，可由于这星期天陪小琼妮去中央公园，所以当天一直忙到了凌晨3点。
早晨 8点，闹钟响了，睡意正酣的我随手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大约又过了半小时，穿戴整齐的小琼 妮来到了我的床前，她拍了拍我的脸：“爸爸，你得起来了，要不然会误了幼稚园的班车的。”
“宝贝，让爸爸再睡10分钟，等会儿爸爸开车送你去幼稚园。”
“那好吧，爸爸，我先下楼喝牛奶，然后在客厅等你。”
你得明白清晨的酣睡对于一个35岁的成熟男人来说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因此，当我开着车一路疾驰将小琼妮送到幼稚园后，已经是上午10点半了。
劳拉女士是幼稚园的园长，也是我的热心读者。她走到小琼妮面前蹲了下来，面带微笑的说道：“琼妮，告诉劳拉，你为什么迟到了？”
“哦，小琼妮昨天玩累了，因此今天上午多睡了一会儿，请您原谅。”我在一旁随口答道。
“不，爸爸，你在撒谎! 我没有贪睡，贪睡的是你! ” 身后的小琼妮愤怒地大叫起来，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惊愕的神情溢于言表。
我呆住了，窘迫地看着小琼妮，半天说不出话来，“非常抱歉，劳拉女士，的确是因为我贪睡而导致小琼妮迟到的，请您原谅。”我缓过劲来，尴尬地向劳拉解释着。之后，我又蹲下来认真地看着小琼妮：“宝贝，是爸爸错了，对不起。”
“爸爸，我接收你的道歉，可你承不承认你刚才在撒谎？”小琼妮擦干眼泪，神情严肃地盯着我。“唔，这个，当然。爸爸刚才的确是撒了谎，可是----- ”
“你现在有两种惩罚方式可以选择。”小琼妮竖起了两个指头打断了我的话，“一、取消本周末和辛蒂小姐(我刚认识的女朋友)的约会；二、接收肉刑。”
该死的，看样子小琼妮今天饶不了我。
“宝贝，我选择接收肉刑，可是你得明白，妈妈昨天就出差到南加州去了，我缺少一位“监刑官”证实你在对我实施惩罚过程中没有伤害我的尊严。”我企图蒙混过关。“要不这样，爸爸感恩节的时候买一双新的滑草鞋送给你？“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倒非常愿意出任本此肉刑的“监刑官”。劳拉女士的声音在我们的背后幽幽地响起，我目瞪口呆，小琼妮却肯定地点了点头。于是，在哪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一上午，在芝加哥市区一所极普通的幼稚园里，响起了一个幼嫩的声音：“请这位绅士体面地接收肉刑。”
这的确非常令人尴尬------ 我，美国男性公民，35岁，拥有密苏里州大学新闻学硕士头衔，现为《芝加哥快报》编辑总监的雷蒙尼·道格拉斯先生，穿着整齐的西装亮的皮鞋，向我的女儿，琼妮·道格拉斯，一个年仅5 岁的美国公民，撅起了我的屁股……
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似乎像一个童话，一个不可想象的、异常美丽的童话。就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童话中，一种诚实，就是这样非常现实地被铸进了一个幼小的生命之中；同时，另一种诚实也被同时加固。不知道为什么，看完这个真实的故事后，我真想去抱一抱那个可爱的小琼妮，真想去和雷蒙尼·道格拉斯先生握一握手。因为他们给了我一个关于铸造“诚实”的一个绝妙版本。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故事编到小学的教课书上去，让每一个中国的父母和孩子都看一看，别人是怎么来教育孩子的。我们的媒体也应该多多转载这样一些文章，让大家都来看一看，一种“诚信”是如何被培育而成的。这种生动的事例比那些一大堆有关素质教育的垃圾论文不知强多少倍!
大家知道，在科技界我们有“863计划”，然而在教育上我们有什么计划呢？是多建几个学校，还是再添多少教学设备？我们整天嘴里喊的“素质教育”能不能作为主流教育而予以实施？我们能不能把“素质教育”量化成法规下的一种依据，比如，如果你缺乏诚信，考试作弊就一律开除？如果你行为“缺德”累计分到一定程度就从警告、劝退直至被勒令退学。就像新加坡的环境优美实际上就是法律严厉的产物。因为人的很多习惯是在一种限制中形成的。所以我坚决认为，一个民族某种良好习惯的养成需要三代人的努力，即：需要第一代人的法律约束；然后需要第一代人对第二代人的良好教育；最后是第三代人的自觉养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代贵族需要三代人的努力一样。但我们不要认为贵族就是有钱，一个开着奔驰车的人却不断从车里扔出烟头和易拉罐的人，他再有钱也成为不了贵族。贵族是一种充满道德的气质、一种充满诚信的尊严、以及一种充满责任的人格。
众所周知，中国对未来的规划已经做到了 2050年，根据这个规划，到那时，中国要达到西方中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们有没有规划过，到那时，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和诚信度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什么水平？能不能像陈博士为我们描述的今天德国人的水平？如果能，到时我一定不去天堂而宁可成为地球上的一颗尘埃，聆听着贝多芬的欢乐颂而仰天长笑……
群山起伏的谎言
也不否认它的存在
而代表人类智慧
和凶猛的所有牙齿
都在耐心期待着
期待着花朵闪烁之后
那唯一的果实
它们等了几千年 ------- 北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