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空的**道德

    北京的长安街,气派辉煌。在这条著名的街上有一条著名的商业街，叫王府井，这里是北京的商业中心。它繁华、悠久且流光溢彩。香港巨贾李嘉成投资兴建的新东安广场像一艘巨大的航母，矗立在长安街与之相交之处，似乎标志着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的不凡风骨。

    然而就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一个衣着时髦而艳丽的年轻姑娘，此时她不是在选购”夏奈尔”牌皮包，也不是站在化妆品柜台前品味着“资生堂”的美丽;她在干嘛呢？她正跪在地上伸出舌头舔别人的裤腿!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一位漂亮迷人的小姐会有如此人格丧尽的行径呢？这是因为她吐出了一口浓痰而且正好“啪”一下落到了一位男士的裤腿上。于是这位男士便愤怒地、失去风度地把那位小姐摁到了地上，随后强令其将这口痰舔干净。当时，众多围观者目睹了这件让人心惊肉跳的事件，其中就有著名画家韩美林。

    我是在一个深夜看电视的时候，从电视上知道这件事的。画面上韩美林正在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他通过举上述这个例子，正在阐明他对目前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缺少一种文化的培育而忧心忡忡。韩美林说：现代化不是仅仅多盖几个高楼，国家应该要有一种长远的眼光，要把文化的建设来作为长远的战略来制定。

    韩美林先生的话无疑是中肯的。因为即使在新东安广场这样如此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旁边，如果依然有这么一种缺“德”的人和事情经常发生，那么我们的“现代化”就只能是对自我的一种嘲讽。因为一个缺乏基本道德和教养的民族，不管他经济如何发展，也不管他的生活水平有多高，他最终只能成为一个“三等公民”!我相信，那位男子之所以会如此地失去风度，一定是因为他无法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一定是他无法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在眼前这样一位衣着时髦的年轻姑娘身上。他之所以愤怒地让她舔去这口痰，或许是因为他要让她一辈子都记住：人一定要有道德，要有教养，要对得起“人”这个庄严的称呼。

    所以，本书到现在为止，我似乎都在谈一种或许是被有些人称之为教育之外的东西 ，好象对真正的所谓教育主题并未涉及。不错，我之所以把这些东西放到后面去谈，而首先花大量篇幅来论述诸如“珍惜生命”、“诚信”以及“道德”之类的问题，是因为，假如一个人连一个人最起码的素质都不具备，就来谈论所谓的教育话题，这无疑于盲人骑瞎马一样----瞎扯! 所以，本章将继续就人之为本的另一个必备的素质---- 道德问题，展开论述。

    什么是“道德”？如果我们不太清楚的话，可以打开一下《现代汉语词典》来看一看。但这里我首先想告诉你一个查中国词典的方法，这就是，比如你想查关于什么叫“道德”、“主义”以及“品德”之类的词语时，如果你查的是一本中国人编撰的词典，那么你就仅仅看它的一半解释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你继续往下看的话，就会犯晕。比方说“道德”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其实有关道德的解释到这儿就可以了，简单、明了，让人一看就明白。但我们再看下去就开始犯晕了“……道德通过社会的或一定阶级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是人类的最高的道德。”

    如何，犯晕了吧？有时候我总在想，为什么有些好好的东西到了中国要么就变样，比如MBA、传销、ISO9000系列认证等；要么就变得特别复杂，比如上面有关“道德”的解释等。其实道德就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

    用我的话来说，道德就是一种“不妨碍他人权利的一种社会共同规则”。很简单，没那么复杂。可是按中国的说法麻烦就来了，首先是阶级，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于是我们就糊涂了，我们是什么阶级？应该算无产阶级吧。那么无产阶级的道德是什么？是可以乱闯红灯？还是可以乱扔垃圾？我们不得而知。而在我们的观念中，那资产阶级是腐朽的，所以资产阶级的道德一定也不怎么样。尽管凡是从西方国家回来的人无一不说人家的道德水平必我们要高得多。因此我们就只能遥望**的道德，据说在**道德中，人们看着满地黄金根本就不屑一顾。可那玩意实在是太遥远了，我们实在是够不着。于是，“道德”就成了一种虚空，就成了书面语言而红灯是照样可以乱闯、垃圾也照样可以乱扔。又于是中国的旅游者在国外由于缺乏道德而成为被投诉的主要对象，又于是我们的留学回国人员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们道德水平大大提升。我们真有些犯晕了：难道无产阶级就应该无道德？或者寡道德？我们能不能不提什么阶级而提炼出一些人类应该遵守的普遍道德规范来使我们大家共同来遵守？就像我们应该不要再闯红灯、不要再乱扔垃圾、不要再这样没有礼貌、不要再这样没有规矩……这应该不是很难吧？

    交通问题中的中国逻辑

    2003年1月1日清晨6点左右，又是在北京的长安街，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子由于闯红灯而被一辆迎面开来的轿车撞上了天并当即死亡。这是在新的一年里北京第一个由于违章而被车压死的人。面对这位第一个死亡的亡灵，我们该对她说什么呢？尽管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面对一个亡灵时即恶亦善。但问题是我们已经有太多的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似乎已经把这种生命的逝去视为一种游戏在玩耍过程中的一次意外。因为明天将会有更多的人继续无视红灯的存在而来去匆匆。或许今天读到这消息还感到深为惋惜的人，明天就有可能在一次故意地闯红灯中生命飞逝。这种现象的持续发生让人感到了一种无法解读的困惑。

    据北京市交管局的有关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在北京市发生的严重伤亡的交通事故中，由于骑自行车或行人违章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记得在几年前，北京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在北京去往通州区的高速公路上，恰巧拍到了这样一个镜头：一位男子在横穿高速公路时被一辆桑塔纳轿车当场压死，由于车速太快，那人被撞到空中连翻了几个跟斗，最后落地身亡。而就在他东边不到一百米的地方，一座人行过街天桥正静静的树在那里，据说，此时这位死者的妻子正在这座桥上。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位妻子亲眼目睹着他的丈夫被桑塔纳撞到空中的那一刹那，她会是一种怎样的飞魂落魄之感! 然而这又能怪谁呢？因为她的丈夫死在了他自己的手里，他自己是自己生命的侩子手。旁人又能说什么呢？这个场面后来在中央电视台也被播放，曾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但中国的自行车、行人违章现象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正在愈演愈烈。

    由此我们就引出了一个话题：遵守交通规则，这原本是一件不需要劳驾太多智商的普通行为，为什么在中国却执行起来是这么难？这原本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意识，为什么在中国却显得如此的难以具备？当我们一提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有人站出来说：因为中国人太多了! 于是，“人多”就成了我们如今只要碰到一个无法面对的问题时就会拿出来使用的一张挡箭牌。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东京，人多不多？香港，人多不多？澳门，人多不多？多，都多。但为什么别人就能遵守交通规则？况且很多还都是中国人。深圳大学有一位教授前不久应凤凰卫视的邀请到澳门做一个节目。于是这位教授就来到了澳门。然而让这位教授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在一个机动车人均拥有辆最多、相对道路面积最少的澳门，马路上竟很少堵车。其实原因很简单：全民良好的交通意识及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是维持一个城市交通良好状况的首要因素。否则，再多再畅通的路也会事故频发。但我们中国人似乎不这么看，我们强调的永远是道路太少，我们强调的永远是车太多。于是我们就向国家要钱修路，路越修越多但车却越来越堵。而且我们的专家似乎永远也算不准一条路它究竟能承载多长时间的车流量。比如北京就是这样。修三环路的时候我们的专家说能用多少多少年，结果没几年就堵得一塌糊涂。于是我们就开始修四环路，同样我们的专家又信誓旦旦地说能用多少多少年，结果没几年车又开不动了。于是我们又开始修五环路、六环路……

    但，北京依然是个“大堵城”。其“堵”的火爆程度丝毫不亚于拉斯维加斯。

    我发现，当下中国人的思维，诺按科目来分，属于理科型的居多。而且思维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牛顿时代。这种思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把物质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对象，并按照物质自身的所谓规律自行运转。就向西医一样，你今天胃不舒服，我就给你吃马叮林；明天你肺发现有阴影了，我就给拍一下X光；后天你脑子又有问题了，那我就给去照照CT吧；总之，你那儿有问题我就给你吃治那儿的药。这时候，人就像是一部机器，坏了那儿我就给你修理那儿。除此之外，我们似乎从来都不关心你今天为什么胃会难受，是不是因为生气了，还是因为最近生活不规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理科型思维方式。

    我们有时候经常说，牛顿时代的科学实际上是一种非人的科学。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已经被强行安排到一种既定的因果之中，而人只不过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和旁观者。在这种思维下，比如一个专家在设计一辆车的时候，他只考虑一辆车作为一种单纯物质的性能数据，并按照这种物质的性能数据来告诉大家，这车能跑50万公里没问题。但实际上，取决于一辆车能不能跑 50万公里，不是车本身，而是在其使用过程中的一系列相关因素。比如开车的人、如何保养、在什么路况下行驶、气候等等。也就是说，本来牛顿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一种结果，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为因素的作用而完全改变了他本应有的结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决定一件事情的最终结果的是人而不是物。比如说，澳门的车与道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但澳门的交通次序依然十分良好。这里面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一群遵纪守法的澳门公民，而不是它充足的道路本身。

    这正是被我们经常所忽视的重要一点。

    因此我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善我们目前的交通环境，除了继续修路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通过一种有效的教育，来彻底改变我们目前普遍缺乏的交通意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基本道德素养。否则修再多的路也是无济于事的。

    然而坦率地说，我们当下的一代人要想彻底地改变已经很难了。很多“缺德”的行为已经成为这代人一种本能的习惯了。很多权威的教育学理论几乎一致认为：一个人日后的大部分道德意识以及行为习惯都是在童年时期培养成的。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但是如今我们最缺乏的恰恰是儿童教育。我们的大部分家长几乎都存在着一种严重的认识偏差，他们总以为孩子小的时候可以不必教育，到张大了以后再说。即使是教育，我们的大多数家长也是以灌输知识来完成的。童年教育，这个极其重要的教育时机，被绝大部分中国人给忽略了! 而早已风靡世界的有关儿童教育的蒙台梭利育儿法，更是让很多的中国家长闻所未闻。

    一种对儿童教育的真空，导致了中国的绝大多数儿童失去了人生中的最重要的一次学习机会；而正是由于这种失去，从而使我们现在普遍缺乏一种道德意识和教养。每天，只要你稍为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人们一脸麻木地穿行于各道路口，面对红灯熟视无睹。自行车上，父亲载着女儿，母亲驮着儿子，无所顾及地横行霸道，任凭后面的汽车狂鸣，老子就堵在路中，你敢把我怎么样？警察在一边视而不见，把所有注意力投向了机动车。于是在中国又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怪现象：对机动车的违章严加看管，而对行人、自行车的违章却熟视无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人说，相对于机动车来说,自行车、行人都是弱者，因此要管就管强者，而弱者则应该同情。

    这又是一道难解的中国逻辑。

    民族品牌的价值

    我不知道这种逻辑是谁发明的，在一种法律的公平效用中，居然还能分出强者和弱者。这种逻辑无疑于告诉我们：一个小孩可以去偷一个女人的东西，因为小孩是弱者，而那位女士也可以随便去抢一个男人的东西，因为女人是弱者，而一个八十岁的老头更能随心所欲地想干嘛干嘛，因为一个八十岁的老头肯定是弱者啊! 于是，警察们就把所有的注意力盯住了那些“强者”，而那些弱者们则继续大摇大摆的在革命的道路上为所欲为。就算有时候一不小心命会被革掉，但依然昂首挺胸我行我素。这或许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学说吧: 劫强济弱!

    我有时候在想，中国的素质教育为什么总是搞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老有这样一帮人，整天吃饱了撑的凑到一起就开始胡说八道。

    当然，也有人实在看不下去的，于是沈阳、深圳等地相继出台了一项真正体现法律公正原则的交通法规，俗称“撞死白撞”。在这个法规里，任何自行车及行人如果由于自身违章而造成人身伤残甚至死亡的，后果一律自负。而无违章行为的机动车对此一概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应该是一项公正的法律，它一方面真正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视交通法规为儿戏的人的一种威慑。据悉，这项法规出台以后，当地的恶**通事故明显降少，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包括北京，依然如故。那些被保护的“弱者”们依然无法无天，马路上你到处可以看到那些“缺德”的现象，逆行、抢道、闯红灯…… 假如有一个路口红绿灯出了故障，那么在一片拥挤不堪鬼哭狼嚎的车流、人流中，谁都在争先恐后中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当代中国留下了一个沉重的问号：我们的文明究竟丢失在哪儿？

    我曾经在北京的和平里附近，与一位在马路中间骑车的中学生有过这样一次对话：

    “你这样在马路中间骑车多危险？”

    “危险什么？”

    “你看两边都是来来往往的车，你不怕被撞到？”

    “嘿，谁敢撞？”

    “别忘了，你这样骑车是违章的。”

    “违什么章？谁说我违章了？”

    “你骑的是汽车道，难道你不是违章？”

    “违章又怎么了，又没人管。”

    “你不怕你父母担心你，这么骑。”

    “担什么心，你看现在谁不是这么骑的？”

    “你们老师跟你们说过吗？要遵守交通规则。”

    “他还说呢，他自己还不是这么骑的。”

    “那你父母也没跟你说过，骑车要小心？”

    “说是说过，但他们也不是就这样骑的么。”

    “难道你一点都不认为这样违章是不对的？”

    “什么对不对的，不都是这样的，难道你没看见？”

    ……

    我们之间的对话是在这位中学生的反问中结束的。而且最终是以我无言以对为告终的。好象已经有很多次了，经常是在明明是对方的缪误中我却败下阵来。就像在本书中我一直在艰难地解读着一道又一道中国的功课以及中国的逻辑。在这里，我们又碰到了一道中国的功课：一个中学生之所以能够在一种目无法规的状态中逍遥自在，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这种违章行为是可耻的；是因为他的父母他的老师以及他眼中的所有人“不都是这样的，难道你没看见？”；是因为他被视为弱者而弱者是理应得到保护的；是因为我们的警察先生不管所以这就是意味着法律对这种行为的助纣为虐；于是，一种广泛而普遍的“缺德”行为就是在这样一个合理合法的氛围中光芒诞生。而且是显得那么的理直气壮、有一种非凡的“天降大任于我”之凛然态势。面对如此逻辑，我们除了瞠目结舌之外还能干什么？

    2003年1月18 日，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附近，我亲眼目睹了两位老外在十五分钟之内无法穿越马路的“人间喜剧”。当时，只见两位老外站在马路边，红灯时他们自然等待，此刻尽管他们身边的国人个个“见红”不惧依然横穿路口；然而好不容易等来了绿灯，只见那老外刚想迈步却被依然横贯东西的车流、自行车流、人流栏住；于是他们只能期待着绿灯的再一次出现。就这样持续了大约十五分钟，期间，我看见老外的肩膀随着他们穿越绿灯的企图一次次的失败而耸了无数次。当时，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争分夺秒，没有人注目于路边的两位尴尬的站立者。此刻，突然有一句话在我耳边嘹亮响起：“绝对遵循德性而行，不是别的，只是依照我们固有的本性的法则而行。”

    这是早在三百多年前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说的。

    我相信那两为老外一定是在遵守斯宾诺莎的诺言，遵守人本身应该固有的一种“德性”。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的“德性”又在哪儿呢？

    1945年8月30日下午3点左右，盟军总司令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嘴里衔着烟斗从“巴丹号”走下飞机来到日本的时候，他曾经十分傲慢和鄙视地说，与美国人相比，日本人只是一个12岁的小孩。这句话当时深深刺痛了大和民族。然而，日本人并没有像我们这样，以一种激烈的民族之尊感去与美国人较劲，而是在一种沉默中，默默地完成着一个民族高贵的梦想。几十年以后，当一个二战时期战败国的东方小国，以一位世界第二尊贵者的身份傲视群雄的时候，日本人终于以自己辉煌的成就，可以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墓碑上这样写道：与日本人相比，美国人只不过比我们多了一个备用轮胎 !

    “战争结束时，日本列岛几乎化为一片废墟，剩下的唯一财富大概就是在日后缔造了一代繁荣的日本人了”。这是一位中国的学者说的。

    “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全世界的可口可乐公司一夜之间全部被火烧毁，那么我根本就无所谓，因为第二天一大早全世界的大银行都会排着队来给我送钱。”这是可口可乐公司一位总裁说过的话。

    由此，我们应该体会到什么呢？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贫穷甚至灾难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一代优秀的人以及具有“品牌”的人。可口可乐是一种优秀产品的“品牌”，有了这样的“品牌”就意味着拥有了巨大的财富，同样，一个人、一个民族抑或是一个国家，如果具备了良好的“品牌”，那么任何奇迹都可以被创造。我认为，在人的“品牌”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德性”。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德性”，那么一切东西都将有可能在自己“缺德”的行为中被毁灭。就像那两位被撞到天上的死亡者；就像名噪一时的蓝田集团；就像往日的中国温州。

    可怕的精神炭疽病

    众所周知，有时候我们对一个人产生一种尊敬之感，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多少财富，而是出于一种对其“人格”的仰慕。比如这个人彬彬有礼、谈吐优雅、遵纪守法、赋有爱心、责任心强、遵老敬幼、刻苦勤奋等等，而一个随地吐痰、乱闯红绿灯、公共场合肆无忌惮的抽烟和大声喧哗、缺乏责任性、对父母穷凶极恶、没有社会公德意识等这样的人，人们往往都予以极大的鄙视，尤其是当一个所谓非常有钱的主儿依然是这付“德性”的话，那么人们更加会对其嗤之以鼻。这应该是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常理，没有人会怀疑。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后一种状况，不管你走到哪里，首先映入你眼帘的，经常是这样一些场面：

    在公共汽车站，一大堆人挤在那，车还没进站呢，人已经蜂拥而上，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拼命往前挤。于是鞋被挤没了，不管，继续挤；包又被挤掉了，不管，接着挤；人被挤倒人，还是不管，再继续挤；甚至在北京发生过这样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一个老者被挤倒在地上，后面的人竟然从他身上踩过去依然挤!然而这还没完，挤上车的人又开始了抢座，还是这样，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起抢，抢到的满脸春风，没抢到的气喘吁吁；你还可以看到：在老弱病残专用的座椅上经常坐着一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而站在他一边的是一位已经直不起身子的老妪。而此时，小伙子双目飘外视而不见，而那老妪却双腿颤抖欲站无力，那位无可奈何的售票员正在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那位同志帮帮忙请让个座，那位同志学一下雷锋请献一下爱心……小伙依然、老妪依然、车依然向终点驶去……

    在餐馆里，人们围座在餐桌前，光着膀子，双腿在无衣无袜中潇洒抖动。烟一根接一根，视旁若无人。啤酒瓶连同啤酒洒在希望的土地上，桌面上一片杯盘狼藉。尽管两桌相邻，却听不见彼此说话，谁都在比嗓音，谁都生怕输给帕瓦罗蒂。今夜星光灿烂，今夜美酒飘香；今夜谁能与老子拚酒，今夜咱哥们一醉方休：哥俩好呀、五奎手啊、六六顺啊、你有种啊、跟哥比啊、看看谁啊、比谁牛啊……

    在医院里，一个怀着 39度的高烧者来到医院，你得首先排上20分钟队挂号，随后你得等上60分钟才能看上医生；然后你还需等上15分钟化验，化验前你还必须等待20分钟划价；此时你的烧已经上升至39.5度；别急，还没完呢；后来你再回到医生那儿，医生正忙着呢，于是你再等待7分钟；医生让你再去拍个片子，于是你又得等待15分钟划价，划完价后你发现X光室不知道在哪，于是你就问护士，护士告诉你X光室在北楼的东南角西则；发烧的人本来就晕分不清东南西北，但你必须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护士却说医生去吃饭了，你等着吧；于是你又等了将近30分钟，医生终于来了；这时你的体温已经上升至39.8度；无奈还得坚持一会儿；拍完片你回到医生那儿，见医生还忙着呢，于是你还得等待6.5分钟；终于又轮到你了，医生告诉你，没事! 给你开点药回家吃去吧! 于是医生开药，开完又得去划价，还得等待15分钟；没撤，只能等；划完价，取药，还得等20分钟；哎哟，快吃不消了，人都快站不住了；于是就心想，怎么就没有代看病的？如果有，还这么遭罪干什么？这叫看病？这不是折腾人嘛？但想归想，等还是得等；药终于拿到了，人也快完了，再一量体温：整40度! 妈呀，赶紧“打的”回家，马上吃药，下次打死我也不来看病了。第二天，此人躺在床上，百无聊赖，顺手拿起一张报纸，发现正好有一篇文章是写一个患者之遭遇的，末了，有这样一首打油诗：

    原本一场小小病

    住了二三家医院

    看了四五位专家

    吃了六七种药品

    治了**个星期

    结果却十分无效

    读毕，会心一笑，此人之感，比我甚唉，吾之遭遇，渺之如沙，不值一提!

    2003年2月26日，《北京青年报》上刊登了这样一条可以扼杀所有人笑容的消息：在北京通往郊区密云的京密饮水渠两岸，1200多棵硕大柳树被全部砍成光秃秃的树桩，干什么呢？是这些树病了么？不是。是我们人病了，而且是得了比艾滋病更为可怕的精神碳疽病! 此刻，被砍去所有枝体的1200多棵柳树悲壮而愤怒地伫立在饮水渠边，它们正在英勇就义般地等待着有关部门把它们当作“人体盾牌”来充当安装铁丝网的天然卫士。18.5公里的京密饮水渠原本是一道秀丽的景观，两岸一排排的参天大树，几十年来一直默默地护卫着一条洁净的“生命水源”从密云流向京城，它是北京市民主要的饮水资源。然而，随着我们生活越来越富裕的今天，随着我们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大的今天，随着我们的民族在世界上越来越牛气的今天，我们却连自己的一条“生命水源”都保护不了! 两岸的公民们每天把他们脱贫致富后不断增加的垃圾倒在了饮水渠边，冬天，这里是一个捕鱼、炸鱼者的免费游乐场，而到了夏天这里更是一个全天开放的天然游泳场。一张张越来越弱智的脸上，完全无视着这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之水”啊!

    一个曾经推翻过三座大山的民族，此时却显得如此的无能为力，我们只能采取最原始的方法，用铁丝网来隔离一条文明的生命之水与一群野蛮的饮水人! 这是一幅具有何等讽刺意义的真实画面! 而且这事就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今天的中国，发生在一个被称之为“首善之区”的北京。从哈佛大学获得景观规划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俞孔坚，他现在是北京大学景观规划中心的教授，面对此事他表示，在沿河设置防护网，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同时俞教授呼吁，政府部门还要从管理和教育上提高人们的认识，增加公众对“生命之源”的保护意识。面对此事，只有俞教授提到用教育来改变这种现象的，而我们其他的专家们只是在想如何用防护网来隔开，如何在人群居住集中的地方用暗河来“曲线救国”。然而使这些只具备理科思维的专家们烦脑不尽的是，你今天刚刚编织起来的防护网，明天就会被人凿出洞来，然后在这些原本只有宠物才会钻进钻出的地方，人流却川流不息。难道不是吗？就在前几天，在北京大钟寺附近的全封闭轻轨铁路上，一个老太太因穿越防护网被列车当场撞死。更让人觉得悲哀的是，就在老太太的死体尚未冰凉之际，就在记者为此事赶到现场采访之际，很多人却仍然从早已被凿开的十多个防护网洞中旁若无人地钻进钻出，他们眼中木然地看着躺在铁道旁的尸体，面无表情地继续续演着《铁道游击队》的当代版本，而且根本就不需要编剧和导演，一切是演得如此的流畅和技艺高超，世界上所有著名的电影演员全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仓廪实而不知礼节？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当一个人连自己喝的水中都可以亲自撒尿；当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都视为粪土，那么你还能指望他能遵守一种公共道德吗？你还能指望他能代表一个民族去昂扬地展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民素质吗？真的，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脑子是麻木的，手脚也开始僵硬。因为这种景象与那些所谓的WTO啊、小康啊、强国啊、国民经济增长7%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啊、文明古国啊等等，实在是无法相连接而且在心灵的距离上也实在是相距太远太远了。

    在此我十分郑重地建议，我们不是非常喜欢搞爱国主义教育吗？那好，我们以后就可以带着孩子们到京密饮水渠去，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一条清澈的饮水渠为什么要在满目光秃的树干和铁丝网的护卫下才能流向京城？我们还可以到北京大钟寺的轻轨铁路边去看一看，那些人群在猫眼洞里钻进钻出的壮观景象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还可以去问一问所有参加这些工程的决策者以及专家学者们，你们除了这些招数外，还想过别的招吗？在你们以后规划的所有蓝图中，能不能把人的道德因素作为一种技术指标而考虑进去？因为所有的“非人”科学和规划都是一种残疾的表现! 当你们每天身心疲惫地在忙于补洞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回家给你们的孩子多说几句有关道德的话语；而我们的社会也能不能在创造一种物质财富之前告诫一下自己的臣民：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意识的公民!

    2003年2月28日，一位叫辛迪的作者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同胞们不受抬举”的文章，该文章的副题是“赴德首航团里令人不快的一幕”，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当越来越多的国人有机会出国旅游，他们自己也成了异域中的一道风景，从同胞们眉开眼笑、昂首挺胸地踏出关口、步入机舱的那一刻起，这道风景便宣告成立。

    近日有幸参加了中国公民赴德国旅游的首航团。德国政府对于中国赴德的ADS首航团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柏林市长亲自率队在这座城市红色的市政大厅欢迎首批来自中国内地、以ADS身份入境的游客。次日的报道体现了西方记者的新鲜视角：“来自红色中国的游客进入柏林红色市政府大厅”。

    柏林市长年轻英俊，男女团员在他热情致辞之后，蜂拥而上，争相与之合影留念。市长先生表现得不辞幸劳,有求必应。中国游客每到一地，新闻攻势便一轮高过一轮，经常是中国首航客人的车还距离某个城市很远，领队的手机已经是一声高过一声：媒体早已在现场拉开了架势，万事具备，就等“料”下“锅”。著名的《南德意志报》更是派出记者跟踪全程，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每天所有人要进行数小时的大巴旅行)，以一个西方记者的亲历，通过几十名普通游客认识中国和她的人民。回国后，我才知道，这是一家德国实力派的严肃报纸，人们以能在其版上“露脸”为荣，即使是挨骂。

    不知是德国媒体“追捧”得过了头，还是国人对这种“追捧”尚未准备充分，己轮过后，个别同胞的逆反心灵开始被激发出来，首先是对随团采访的的记者十分的不耐烦，继而，两位女士因为一件小事恶语相骂，其“不卫生”的程度令人不忍卒听，最后，甚至发展到差点就要动起手来的地步。我们心里一个劲庆幸，多亏车上的老外不懂汉语，多亏身经百战的的地接社的中国导游应对有招，使德国记者认为这基本上归于“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别”。但鬼知道，同胞们的语音语调和身体语言是否真的逃过了德国大报记者富洞察力的眼睛。

    照常理，受到对方如此高的礼遇也算难得，毕竟只有一次首航欧洲。不用说，出国看景的游客，确实也自然而然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上纲上线”自然不必，但这样的气急败坏也实在是不必吧？

    按说，能参加到德国首航团的游客，肯定是钱包殷实的一群，中国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仪”，看来，古人实在是乐观过头了。

    我相信，只要你不是一个弱智者，每一个读了上述这篇文章的中国人都应该感到无地自容。我们可以想象，两个满身名牌珠光宝气的中国富娘们，为了一点芝麻大的事情，在一个诞生着黑格尔和贝多芬的国土上，尽情地展示着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的风采：在两张变了形的脸上，从她们口中飞出的脏语唾沫足已淹没中国卫生部部长的办公室；四只张牙舞爪的手臂在柏林的上空乱舞足以使卡拉扬的指挥动作相形见拙! 正是这两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以一个正在现代化国家富裕公民的代表，却在异国他乡再一次颠覆着一个民族古老的格言“仓廪实而知礼仪”。然而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大量的“仓廪实者，而不知礼仪”!

    在这里，我必须要纠正这样一个流行的说法，即：我们现在的国民素质之所以如此低下以及普遍缺乏公共道德是因为我们贫穷。我是完全不同意这种论调的。因为中国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当时的生活水平比现在要低得很多，但是，大凡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都非常清楚，当时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比现在却要高得多。在我幼小的记忆中，雷锋精神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道德指南而不是今天冠冕堂皇的纪念口号，记得我小时候经常以帮助别人为荣，只要在马路上拣到钱马上就会交给警察叔叔。在我的记忆中，我父母一生都在勤勤恳恳地工作而没有任何怨言，他们从小就教育我们要遵纪守法、做一个正直的人，即便是在文革中我父母受到冲击时，他们仍然保持着他们应有的尊严并不时地教导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对未来充满希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们经常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来告诉我们要时时保持一颗平常之心；要同情并帮助弱者，要遵守公共道德、自强不息；要安分守己，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种家庭教育对我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在我父亲去世的那年，我从北京赶回上海，看着他老人家弥留在人世间最后一瞬间的时候，我却欲哭无泪，我像似在送走了一个时代的背影，一个虽然贫穷但却充满尊严的回忆。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回到这个现实的社会，离开了父母我始终难以在耳边听到儿时就已经敲响的道德钟声，这好像是一种恍如隔世的声音，今天它却犹如一顶破旧的草帽，飘落在沙尘暴肆虐的灰暗的城际中。

    一本书上说，前几年当俄罗斯还处于一个非常时期时，当人们排着队在抢购面包的时候，就在他们排起长队的头顶上，满街的樱桃树上挂满了樱桃，但没有一个人去摘它，用来填饱肚子的面包和象征道德境界的樱桃以一曲高贵的重奏，和谐而平静地安抚着普希金、莱蒙托夫、柴可夫斯基、契可夫、高尔基等一切精神塑造者们的魂灵……

    与此同时，在一个已经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中国北京，在西单这样一个繁华的商业大街上，几年前一家商店为了方便广大市民而免费向大家提供了数百把爱心伞，希望大家在下雨的时候能够方便使用，并同时希望使用者用完以后能够送还，但所有被拿走的雨伞无一被送还……

    这是因为贫穷？还是因为缺“德”？还是让大家自己去思考吧!

    蒙台梭利式教育理念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他说：“有两种东西，人们愈是经常、愈是反复地加以思考，就愈是能感受到它们给人们所灌注的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在西方的传统意识中，一个人的道德被认为应该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性，就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它与头上的星空是并存的。也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已经把对一个人的道德教育视为一个人必须具备的生存原则；于是这种理念就导致了对道德的教育不是去告诉你，你应该如何，而是你必须如何，就像人的生命存在必须要吃饭一样。所以，康德把遵守道德看作是一个人必须的内心法则，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嘱咐。因此，西方人在延续生命的同时也在延续一种道德意识。这种过程从生命的一开始就已经开始了。因此，像蒙台梭利教育法以及卡尔·威特的教育方法均产生于西方国家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不管是蒙台梭利教育法以及卡尔·威特的教育法，都是强调在孩子幼小的时候进行有效的教育。比如蒙台梭利教育法，它把注意力主要放到了一个人的学龄前。蒙台梭利说：“人类的很多问题，包括最重要的祈求和平与和谐的问题在内，其解决的唯一方法，就是将注意力与精力转向于儿童的发现以及建立人格巨大潜能的发展之上。”

    或许我们根本就不会相信，一个和平的主题与一个小毛孩会有什么关系？这绝对是我们当下中国人普遍的想法。因为在我们的脑子里，一个路都走不稳的孩子，你跟他谈什么交通规则？一个饭都吃不利索的孩子，你跟他说什么饥饿？一个活得如此幸福的孩子你跟他聊什么苦难？

    然而蒙台梭利却告诉我们：“在发展儿童的这些真实的天性以前，学术界一直不明白构成人类心理现象的法则，研究敏感时期对于如何引导人类正常发展与形成将成为最具实用价值的科学之一。”

    “人性、民族的气质、或共同社会所拥有的爱国心、社会习惯、专门技术的志向、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