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通过让人们对当前的机会主义行为承担一个未来成本，而这个未来成本足够大，最终抑制了这个人当前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个未来成本，可以是货币的、物质的或者其他类型的，如社会地位、内心负罪感等。

    当然，并不是说通过关系型治理就能完全解决合作问题。关系型治理之所以有效，关键就在于参与人重视将来。如果没有将来，或者对将来的期望黯淡，那么人们就可能不会关注将来，而只注重眼前能赚到什么，不合作的机会主义行为就会盛行。因此，有些伤害人们对未来的乐观预期的因素，完全有可能导致合作的社会走向不合作。比如，存在政治动乱的国家或者政策朝令夕改的国家，人们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其社区的合作关系也往往会分崩离析。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动乱地区，社区的制度近于崩溃，就是明显的例子。

    法治型治理

    法治包括两个方面：健全的法律和有效的法律实施。对于交易双方而言，良好的法治环境意味着更大的合作动机、信任程度以及投资的信心。

    其中的道理比较简单：法律及其有效实施，可以对背叛、欺骗行为予以惩罚，从而迫使人们回到合作的轨道。仍以前面信任问题的博弈为例，若我与你签署了借款合同，约定借你20万元，一年后还你15万元。在没有法律惩罚的时候，一年后，我赖账自己可得20万元，还款则我只能留下5万元，我于是就会选择赖账。但是，存在法律惩罚时，比如，倘若我违背合约，则法院不仅会强制我支付15万元给你，还会对我的赖账机会主义行为施加罚款2万元，这样我赖账后的实际所得只剩下3万元；还不如不要赖账还你15万元，然后留下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