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

    尽管屡屡遭遇政策障碍，但刘永行却绝不站在政策的对立面上，而仅仅对政策做了巧妙的批评：“国家禁建低水平的没有竞争力的工厂、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这是对的，但是应该支持建设先进的、符合环保要求的、在西部能源产地的、有世界规模的、上下游整合配套的、资金效率高的、建设速度快的、能够代表中国与世界列强竞争的、并且—定能够战胜他们的工厂。”

    刘永行进一步指出，东方希望做的就是这样卓越的工厂。

    《基业长青》的作者吉姆?柯林斯认为，高瞻远瞩的公司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有胆大包天的目标。

    比如二战后，波音公司的军方订单锐减，51000名员工被裁减到7500名。面临重大转折，波音公司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进入民航飞机领域。为了开发喷气式飞机，波音公司进行了一场“成王败寇”似的豪赌——耗费了过去5年平均年度纯利3倍的资金去做研发，巨额的研发费用占到了当时波音公司整个净值的1/4。

    最终，波音公司赌赢了，发明了波音707飞机，从此世界进入了喷气机时代，也把原来强劲而守旧的竞争对手道格拉斯公司远远甩在了身后。

    但在中国，一个类似的赌局，除了市场因素以外，还要增添更多市场以外的因素。刘永行便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一书的末章，对刘永行一样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表达了心痛之情：“相对于国有资本和跨国资本，对中国变革贡献最大的民营资本一直命运多舛。它们从草莽间崛起，几乎没有任何资源扶持，成长受到多重局限，并每每在宏观调控时成为整顿和限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