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隋唐时期的对外关系

    一、和朝鲜的交往

    公元七世纪初，朝鲜半岛从北到南分布着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王国。公元644年，高句丽和百济组成联军向新罗进攻，新罗王国向中国告急。公元645年，唐太宗率军亲征高句丽，攻克辽东城（辽宁辽阳）、白崖城（辽宁海城）、盖牟城（辽宁盖州），又包围安市城（辽宁海城）。此时严冬已至，大地冰封，唐军没有攻克安市城，又缺乏御寒装备，于是不得不撤退。

    唐太宗这一次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并未获得圆满成功，但是制止了高句丽对新罗的攻击。从660年到663年，百济与日本组成联军继续向新罗发动进攻，唐朝大将刘仁轨在白江口（韩国锦江）与日本海军舰队进行决战。唐军四战四捷，击沉和焚烧日本军舰四百余艘，战场烟火冲天，海水变成了血水，日本舰队全军覆没。这是中国跟日本第一次战争。这场战争击败了日本，灭亡了百济，挽救了新罗。

    公元668年，高句丽王国发生内乱，唐军与高句丽再次开战，攻陷高句丽首都平壤，灭亡了高句丽王国。此时，朝鲜半岛有四分之三的土地已经纳入中国版图，新罗王国局促在半岛东南角四分之一的土地上。新罗王国为了扩张土地，开始暗中发动民变，促使平壤孤立。终于在公元676年，迫使唐军把设在平壤的安东总督府迁到辽东（辽宁辽阳），新罗王国统一朝鲜半岛的中部和南部，隔大同江与中国为邻。

    新罗王国统一朝鲜半岛中南部后，并没有继续与中国对抗，反而非常明智地采取事大（事奉大国）政策，与唐朝建立了极其密切的关系。

    在政治上，新罗政府参用唐朝制度，行科举、设国学、教授儒学；在经济上，从唐朝引入茶种和制瓷、制铜等手工业技艺。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新罗的文化十分发达，新罗人的姓氏、服饰节令、风俗等方面，都有浓厚的中华文化色彩，俨然成为“小中华”。

    从八世纪开始，唐朝与新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大规模全面展开，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朝鲜人民能歌善舞，唐太宗选定的唐乐“十部乐”里面的高丽乐，就来自朝鲜。唐高宗时，朝鲜的许多音乐家、舞蹈家都住在长安，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

    第二，新罗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唐朝学习中国典章制度、科技文化，仅在公元840年一年当中，从唐朝回国的朝鲜留学生就有105人。这些留学生对传播唐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朝鲜工匠吸收唐朝手工业的优良技术，他们制作的织锦很是精美。

    第四，双方贸易往来繁盛。中国的茶叶在朝鲜广为种植，大批的丝织品、瓷器和书籍从唐朝源源流入朝鲜。朝鲜的牛、马、熟铜、人参、麻布、折扇等也输入唐朝。

    八世纪二十年代，唐玄宗派经学家邢寿为使者出使新罗时，曾对邢寿说：“新罗号为君子国，颇知书礼，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以讲论，故选使充此。”说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朝鲜的影响巨大，唐玄宗对新罗的成就表示赞赏，而且唐朝也很重视与新罗之间的双边文化交流。

    二、和日本的交往

    日本与朝鲜的历史同样古老，但是文化却比朝鲜落后。因为当时交通不发达，中国与日本之间很难建立直接联系，中国文化必须经过朝鲜，才能传入日本。公元世纪七世纪之前，日本仍是原始的部落形式的政治结构。在中国绝对优势的文化冲击之下，日本原有的一切已不能适应国内的需要和崭新的国际局势。

    于是从隋朝开始，日本就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的各项制度。首先向中国派出“遣唐使”。从公元630年到公元834年的二百多年间，日本一共派出了十九次，实际到达十五次。在唐中宗至唐玄宗的五十年间，派出的四次遣唐使规模最大，有三批超过了五百人。随同遣唐使一起到中国学习的还有大批留学生。这些遣唐使和留学生到唐朝学习先进文化，推动了本国的政治经济改革。

    公元646年，日本孝德天皇颁布诏书，正式实行“大化改新”。其主要内容包括：把全国土地从贵族手中收回，改为国有。废除类似奴隶主的世袭官爵制度，使全国人民不再隶属贵族，而直接隶属天皇。效法中国办法，贵族只有封爵，没有土地。改用中国特有的“年号”制度，定公元老646年为大化元年。依照中国政府三个“省”的形态，组织中央政府处理国务。并普及教育，采取中国文字为法定文字，以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为法定课本。从此，日本的文字、教育、官制、政府，甚至意识形态都和中国几乎完全相同。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是以唐制为蓝本；律令大体采用唐律；儒家经典成为各级学校教材；佛教受到中国影响；文字、建筑、生活风尚都留有唐朝的文化风范。

    在盛唐时期，对中日交往有突出贡献的人物日本的吉备真备和中国的鉴真。

    公元717年，吉备真备作为第九批遣唐使团的随行留学生，与阿部仲麻吕等一道，从难波港(日本大阪)乘船出航，几经艰险来到唐朝京都长安。从此吉备真备在唐朝留学18年，其间他在长安国子监勤奋钻研了历史、经学、法律、算术、汉音、书法等多门学科，然后将政治、法律、军事、数学、天文、历法、音乐等方面的大量书籍和文物带回日本，其中明确记载的有《唐礼》130卷，《大衍历经》1卷，《太衍立成》12卷，《乐书要录》10卷等。回到日本后，吉备真备被任命国立大学教授，给学生讲授了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吉备真备取“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所长，撰修日本国史，促进了日本在学制领域的重大改革。他从唐朝携归的《唐礼》，大大有助于政府礼典的修订；他又依据唐朝《大衍历经》，废除日本原始的“仪凤历”，改用大衍历。中国的围棋由吉备真备首次带至东瀛，从而开拓出日本围棋文化的源流。他还根据汉字的偏旁部首结构，发明了日本文字的字母“片假名”，被尊崇为“国语之父”。

    公元752年，通晓经史、熟悉唐朝国情的吉备真备作为第十一批遣唐使副使，再度来到中国，第二年与佛教高僧鉴真大师一起抵达日本。

    早在公元742年，年过半百的鉴真大师满怀普渡众生的慈悲胸怀，决心东渡日本传授佛法。前后六次东渡，历时十二年才告成功。十二年中，历经五次挫折，艰苦行程数千里，途中先后有三十六人献出了生命。到达日本的时候，鉴真已经六十六岁了。此时他虽然双目失明，但仍然执着地把戒律、佛寺建筑、佛像雕塑艺术介绍到日本。他主持建造了“唐招提寺”。这座建筑结构精巧，布局和谐，气势雄伟，反映了唐朝建筑的特点，是日本奈良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宏伟的建筑物，对日本寺院建筑影响很大。鉴真精通医学，他带去了许多药方，还亲自给人看病，传授中草药知识。他还带去中国的绣像、雕像、画像、书帕等，对日本的美术界有很大影响。在传播汉语言文学乃至书法方面，鉴真大师等用唐音说法，这对日语中始终保存唐音发挥了重大作用。

    总的来讲，唐代中日文化交流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日本积极主动全面地学习和移植唐朝文化。决定其社会面貌和历史进程的核心环节，比如统治机构、赋役制度、法制法令等等，这一切都是以向唐朝学习为基础的。二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日本从唐朝全面学习、全面移植，从而深深地影响了日本文化和精神。

    三、和印度半岛各国的交往

    古代印度是一个历史地理名词，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等南亚各国。唐朝称印度为天竺，按地域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天竺，有70多个国家。

    唐朝与天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在唐朝贞观年间，天竺一再向唐朝遣使通好，送来了郁金香、菩提树等奇花异卉，唐太宗派人去天竺学习熬糖技术。在双方的文化交流中，中国的造纸术、文化典籍传到天竺；中国创立的十进位记数法，推动了天竺数学的发展。天竺医学、天文、历法、音乐、舞蹈、绘画和建筑艺术传入中国。例如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都受到印度北部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