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但实际上仅是若干方国中较强大的一个。统治者一旦骄奢淫逸、失去民心，其政权就会被其它部落推翻。
夏王朝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共传十七代君主，在位时间约470年。末代王夏桀是著名的暴君，他荒淫无道，为所欲为，天下人民不堪忍受，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约公元前1600年，东方强大起来的商族首领汤联合各个部落组成联军起兵伐夏，从而建立了商朝。
四、商朝的兴衰
商王朝起源于黄河下游，疆域与夏王朝相当。与夏王朝不同的是，商王朝组建了一个日益扩大的中央政府，政府中设有负责多方面政务的官员，诸如：辅佐君主的相、掌管军务的卿士、管理内政的太宰、观测天文兼理祭祀的太史，等等。
商王朝的中央政府之下，那时还没有地方政府的设置，而由君主直辖各个方国的侯、伯。侯、伯作为臣服于商朝的方国首领，定期向商王纳贡，并奉命征伐。
商王朝的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天的意志，给王权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他们崇拜祖先，同时崇拜鬼魂和管理鬼魂的神灵，并连带崇拜鬼魂所居住的山岳河流。无论大事小事，从战争狩猎到疾病婚嫁，都要征求祖先的意见，即向鬼神请示。请示的方法依靠占卜，占卜必须在隆重的祭祀典礼中举行，才能得到祖先的喜悦和赐福。于是，“国之大事，在戎与祀”。祭祀成为国家的最重要的政治事务。
商王朝已能够使用文字。他们把占卜的结果，也就是祖先鬼神的重要指示，刻在乌龟甲壳上或马、牛的肩胛骨上，作为记录保存。甲骨上面刻的是商王与神灵的对话，是王朝的最高机密。祭神结束后，负责祭祀的官员必须小心地把甲骨埋藏起来。所以从秦汉到明清，无人知道甲骨文的存在。直到十九世纪末叶，这些甲骨被人从商王朝故都安阳挖掘出来，考古学家称之为“甲骨文”。甲骨文的内容则称之为“卜辞”，是最珍贵的中国原始史料。
商代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可从卜辞中获知不少细节。依照传统说法，商朝王位继承是父子相承，如果上一代君主绝后，就兄弟相继。在社会生活方面，根据甲骨文及古书记载，大致可归纳为下述四点：
(1)商人尊敬鬼神，迷信很深，无论任何事都先占卜，然后行动。
(2)由于黄河水灾，或由于游牧、逃避战乱之故，商人时常迁徙。
(3)商人爱好狩猎，显示此时中原的荒草茂盛，农业尚未充分发展。
(4)商人非常喜欢饮酒，酒成为祭祀和待客的重要食品。由于周王朝的统治者认为商朝的末代君王纣王是因为紊乱朝纲、聚众酗酒以致亡国灭族，所以周王朝建立后建立了严格的礼乐制度，并采取严厉的禁酒措施，以防重蹈覆辙。
五、西周的分封制与宗法制
从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开始，我国进入了周朝。
周原是兴起在渭水中游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古老部落。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联合了庸、蜀、羌、卢等方国，出兵近五万发动战争讨伐商王朝的末代君主纣王。经过牧野之战灭亡了商朝，遂定都镐京，这就是西周。
周王朝的社会结构，分为国王、贵族、平民、奴隶四个阶层。
国王高高在上，称为“天子”。其次是贵族，包括诸侯（封国君主）、卿（中央政府高级官员）、大夫（地方诸侯高级官员）、士（武官）。再其次是平民，即自由民，被称为“庶人”。最低一级是奴隶，即商王朝遗民跟其他被征服的部落或俘虏。在奴隶制社会基础上，周王朝创立了王位世袭制和等级森严的分封制。
分封制的政治形态是，由国王分封贵族到各地建立封国，统治平民和镇压奴隶。封国君主每人都能从国王手中分到一块土地和一群奴隶。封国君主对封国之内的平民奴隶，具有绝对的权力。对国王则每年到首都朝觐，向国王进贡以代替赋税。当中央政府征兵从事战争时，封国君主有率领部队、听候调遣的义务。
周王朝的国王先以首都镐京（陕西西安）为中心，沿着渭水下游和黄河中游划出一块广大的土地，称为“王畿”，由国王直接统治。而把王畿以外的所有土地，全部分封。使诸多封国像群星捧月一样环绕保卫着王畿的安全。
封国的地位平等，都直属于中央，谁也管不了谁。但是封国的面积并不一样大，国君的爵位分为五级：“公”、“侯”、“伯”、“子”、“男”。土地面积从方圆百里至方圆五十里不等。五级之下，又有第六级“附庸”。附庸的土地更小，不属于中央政府直辖，而属于附近较大的封国代管。
周初分封的诸侯中大多数是姬姓贵族，即文王、武王、周公的后代。周公一代立国七十一个，其中姬姓占五十三个。周初的诸侯多数都是其中较有影响力的同姓诸侯国有滕、卫、管、蔡、鲁、曹、晋等国。
除去周天子的同姓以外，也有异姓的诸侯。这些诸侯有的是周朝统治者的母系亲戚，有的是在周灭商的战争中帮助周的部落，还有在武王伐纣战争中立下战功的开国元勋。如齐、宋、楚、越等国。
分封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权力的继承，这就是王位世袭制需要解决的问题。周王朝为了加强分封制形成的统治秩序，解决贵族之间在权力、财产和土地继承上的矛盾，建立了与分封制互为表里的具有政治性质的宗法制。
周朝的财产继承实行遗产诸子均分制度。父亲遗留下的财产，每一个儿子不论长幼都有一份。但父亲遗留下来的如果是一个不能均分的君主宝座，或是一个不能均分的世袭爵位，只能由一个儿子继承时，权力继承的问题就发生了。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解决方法，那么每一个国王或每一个有爵位的贵族死亡，都可能爆发一次骨肉兄弟之间的自相残杀，因而会导致国家和家族的崩溃。
周王朝的解决方法是宗法制度。这个制度“嫡子继承制度”，也可以称为“亲属等差递减制度”。那就是以母亲的身份高低和儿子出生先后，把所有的儿子划分为“嫡子”、“庶子”。正妻所出为“嫡子”，姬妾所出为“庶子”。
在宗法制度中，嫡长子的地位最尊贵，因为天子与诸侯都采用嫡长子继承制。天子为天下之“大宗”，亦称“宗周”。各国诸侯对天下则为“小宗”，而对其封地则为大宗。诸侯所封兄弟子侄又为诸侯之小宗。天子不仅是国王，同时又是天下一家之大家族的族长。大宗百世不移，只有嫡长子才是唯一有权继承国王或爵位的人。庶子即使比嫡长子年龄大，比嫡长子有才能，都不能继承。嫡长子即令是一个白痴或神经病，宝座也只有他才能坐。例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贾环，虽然同是贾政的亲生儿子，但是由于贾宝玉是贾政的正妻王夫人所生，是嫡长子，所以贾府上上下下都拿他当宝贝蛋子。而贾环的母亲是贾政的小妾赵姨娘，可怜的贾环就只不过是一个庶子，不但自家人看不起他，即使是府里的丫环仆人也没人把他当主子。
这个继承法案，还可归纳为两句话：“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假使嫡长子死亡，则由嫡长子的嫡长子（即嫡长孙）继承。所有庶子固然不能问津，即令嫡长子同母的胞弟、嫡次子也只是庶子，不能问津，除非嫡长子没有直系血亲。这个规定在两千多年后的明朝引起了一场名为“靖难之变”的宫廷斗争。明太祖朱元璋的嫡长子朱标早于朱元璋去世，按照“传嫡不传庶”的规定，朱元璋去世后皇位由朱标的儿子、嫡长孙朱允文继承，朱元璋的二十多个儿子都只能向他们的侄子称臣。
嫡长子继承之后，庶子并不是全被逐出家门。他们可以得到次一等的爵位，但是姓氏称呼要改变，而且分封之后不允许再祭。例如周公的儿子在术语上，嫡子是“大宗”，庶子是“小宗”。大宗百世不移，小宗五世而迁。因为爵位只有公、侯、伯、子、男五级，而且数量有限，公侯之家的庶子五世以后就沦为平民。例如刘备的祖先是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而他本人只是一个卖草鞋的小贩。虽然王室家谱上有记有这么一位“皇叔”，但是没有人把这位刘皇叔当回事。
宗法制度最大的功能是，为权力的继承顺序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标准。它保证了各级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有利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从而避免权力继承过程中因无序竞争而导致贵族之间手足相残。
在宗法制度之下，嫡长子无论是智是愚，是贤是恶，都不影响其做太子的资格。皇帝不希望因为接班人问题导致儿子们明争暗斗、骨肉相残，大臣们出于对政治稳定的考虑，都希望接班人制度简洁化，所以大家便一致接受了这一虽不合理却可以避免许多纷争的制度。宗法制度一旦确立，无论多么强势的皇帝，也不得不遵循之。如果在太子无大过的情况下，老皇帝想废长立幼，有责任感的大臣们会群起反对，认为这样会“动摇国本”，导致接班人制度无章可循。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例如在汉朝建国初期，具有无上权威的汉高祖刘邦晚年想废掉太子，立他所喜欢的赵王刘如意为接班人，便遭到了众多大臣的强烈反对，只好作罢。后世的皇帝们如果动了废掉太子的主意，大多遭到大臣的反对。只要太子没有大的罪恶，总是会有大臣站出来以死相谏，以维护“国本”。
但是这一制度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接班人问题，反而又暴露出许多新的问题，又面临着新的困境。
困境之一，便是“立嫡以长”貌似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却是一个僵死的、不合理的制度，根本做不到“选贤与能”。普天之下的百姓都盼望得到一个好皇帝，但太子是不是好皇帝，只能听天由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种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人，十之**是纨绔子弟，非愚即暴，非痴即蠢，即位之后，不是昏君，便是暴君。甚至像西晋第二代皇帝司马衷那样的白痴，也可以登上皇帝宝座。明朝是严格遵守“立嫡以长”制度的王朝，但这种制度下产生的皇帝，多数是一些不肖子孙。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顽童皇帝”朱厚照沉溺于游玩，把朝政交给了宦官刘瑾；“昏庸皇帝”朱厚璁只管修仙炼丹，把国事扔给了奸相严嵩；“懒惰皇帝”朱翊钧连续数十年不上朝，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木匠皇帝”朱由校宠信“九千岁”魏忠贤，把明朝送入了绝路……这些就都产生于明朝。
困境之二，是这一制度同样无法避免血淋淋的宫廷夺位斗争。同样是自己的儿子，作为父亲，也会有所偏爱。这一制度使皇帝不能随心所欲地立自己喜欢的儿子为帝，并不能体现其真正意愿。老皇帝对于太子，戒心、疑心多于爱心、亲情，甚至视太子为政敌；作为接班人，太子的地位与处境也相当敏感、相当微妙。即使太子谨言慎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也难免成为其他皇子中伤的对象，弄不好便会失去老皇帝的信任，时刻面临被构陷、被废掉、被幽禁、甚至被杀死的危险。中国历史上被誉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唐太宗、清圣祖（康熙皇帝），都在接班人问题上弄得父子反目成仇，他们按照嫡长制所立的太子，均不得善终。
无贤不肖，均由嫡长子接班。这一隋性的、僵死的接班人体制，却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可谓源远流长。这既体现出国人在体制创新方面的隋性和无能，也说明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国人暴动和西周灭亡
周王朝的中国社会结构，是一种广大的奴隶群和贵族并存的社会。
大多数的平民和奴隶是被征服者的后代，他们住在城市外面的农村，被称为“野人”。野人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生活穷困不堪。他们饲养着犬、猪、羊和鸡，使用简单的石木工具耕种土地。如果没有大的天灾**，他们还可以勉强活下去，否则就会陷入饥寒交迫的苦难之中。
国王和贵族被称为“国人”，他们拥有分封的土地，住在城市里的宫殿和大房子里，身穿麻、毛甚至是丝绸服装。而且还拥有青铜武器和玉器首饰。
在城市中居住的“国人”还有一部分是平民，他们是没有爵位的贵族后代。例如周公本来姓姬，他的儿子伯禽按照分封制分封到了鲁国，成为鲁姓的开山鼻祖。伯禽的嫡长子姓鲁，继承伯禽成为第一代国君。他的庶子姓伯、仲、叔、季、孟，成为鲁国的大夫。到了第三代，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的嫡长子都成为大夫，余下的一大群庶子就只能成为“士”了。到了第四代以后，贵族子弟的数量就更多了。他们虽然没有爵位，但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块土地，负有服兵役的任务，所以也有一定的政治发言权。如果国王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害得国人活不下去，就会失去民心，这些子弟就会造反。
公元前878年，第十代周王，也就是周厉王即位。周厉王不但想垄断天下财富，还想垄断天下的言论，终于激起民愤。周厉王四处攻战剿伐。为了筹集军费，他宣布全国的山林江湖都收归国有，任何人打鱼、打猎、打柴、采药、采矿，都需要交纳“专利”税。此令一出，民声鼎沸。有人编了一首歌谣编排周厉王：“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把周厉王比做贪婪的大老鼠。“硕鼠歌”很快就唱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收入《诗经》的名作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风糜全国的流行歌曲。
周厉王暴跳如雷。他下令巫师打探情报，一旦得知有人攻击国王，就判处死刑。一时间血雨腥风笼罩全国。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路人相遇，示之以目，不敢轻言”。国人终于忍无可忍，发动暴动将周厉王赶出了皇宫。然后由周公和召公摄政，称“周召共和”。那一年被称为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中国从这一年开始有了明确而连续的历史纪年。
公元前773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镐京被称为“犬戎”的蛮族武装攻破，周幽王被杀。关中平原残破，周王室无法立足。于是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被迫带领王室东迁洛邑（河南洛阳）。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东周”。东周又分为两段：前者称为春秋，后者称为战国。孔子所作《春秋》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编年史，后世称其所记时期为春秋时期。《春秋》记事始于周平王东迁，终于韩、赵、魏三家分晋，前后共约360年。
七、井田制的变迁
在西周，全国土地均属周室所有。天子将王畿外的土地分给诸侯作封国，诸侯又分地给卿大夫称采邑，士则从卿大夫取得食田。井田制度就是各级贵族以一方里九百亩为单位，用田埂、沟渠将土地划分成“井”字形的，“井”字周围的八百亩都是私田，中间一百亩为公田，收获的粮食属于公有。四周是私田，分给八家农户。农民要先合力耕好公田，然后才能返回私田，在属于自己的私田上劳作。
在奴隶制早期的夏、商时代，奴隶制主可以对奴隶生杀予夺，为所欲为。奴隶被迫集中居住，在奴隶主的驱使下集体劳作。这种关系近似人类与牲畜的关系，人占有牛马的一切，用鞭子驱使牛马劳作，同时也要给牛马提供草料和安身之处。麻烦在于，奴隶是人，比牛马聪明，会偷懒；同时又比牛马危险，鞭策太急，或者死到临头，有可能团结反叛，反过来杀奴隶主。
反过来说，奴隶主固然占有奴隶的一切，但要负责奴隶的衣食和居住。面对几十个、几百个想方设法偷懒的人，监督力度如果不足，奴隶耕作不勤，纺织不力，射猎则不中，作战也不勇。鞭策太急，他们就反叛。不用鞭子抽，耕作射猎的收获还不够他们自己吃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商纣王将几十万奴隶编成军队与周武王作战，奴隶竟然在阵前倒戈，干掉了纣王。
周王朝的奴隶主认识到，如果照旧执行夏商两朝的奴隶制度，蓄奴要亏本、甚至会丢掉江山。因为面对漫山遍野的农牧业劳动，再加上更加难以监控的狩猎活动，监督的难度很大，有鞭子也不知道抽谁？如果奴隶主也想偷懒，晚来早走，降低监督频率，那么，为了维持威慑力，必须加大处罚力度，一旦抓到几个偷懒的，就得狠狠地打。可是这条路也走不通，打轻了不管用，打太重了奴隶可能反叛。即使不反叛，奴隶主把自家“会说话的牛马”打残了，打死了，受损失的还是自己。
如何走出困境呢？奴隶主的对策就是实行井田制，明确划分公田和私田。使奴隶逐步变成农奴，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时间养活自己，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将原始的奴隶制改革为井田制以后，能够大大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因为在井田制度下，劳动者在私田劳动根本用不着统治者监督，在公田劳动的监督起来也比原来容易得多。这种制度设计，就好比让牛马自己找草吃，自己找地方躲避风雨，还能按时给主人拉车耕田。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牛马自己吃得肥肥壮壮，统治者只消付出分田之前监督时间的一小半，就可以驱使牛马在公田里干得比原来好得多。
然而井田制存在的问题是：过了几代人之后，挨皮鞭长大的那一代奴隶都死光了，把拥有自己私田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代长大了。于是，劳动者在公田里偷懒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公田苗少草多。同样面积公田里的收获，就远赶不上生产者私田的收获了。
《诗经》里描述过类似现象。在周幽王时代，《小雅·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种好公田，然后再回去种私田；可是没过几代人，《齐风·甫田》就说：“无田甫田，维莠骄骄”——这时公田里已经没有禾苗了，只有莠草长得骄骄茁壮。《诗经》也描述了主人的对策：他们有时采用强硬措施，派官员到田里监督奴隶从事集体劳动；有时也实施感化政策，让主妇亲自到田间送饭，等等。但是这些办法作用都很有限，解决不了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铁器和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于是出现了更加彻底的封建制度变革。最后，井田制终于消失，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转变为地主和佃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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