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就连她自己也常遭亲戚白眼，而且日语也说不好，连工作都找不着。尽管如此，我还是个替她着想的大孝子。因为怕老妈伤心，我拼命想学好日语。后来区公所安排我进了另一所学校，吩咐我在新学校绝不可再闹事，还有别让同学知道我是第二代残留孤儿。可是这也不成。在新学校里，根本没人把我当一回事。对其他人来说，一个讲话怪里怪气的新同学搞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不妨碍到他们的升学考试就好。在这里，我只是个小丑，不过情况比以前的学校要好些。我任他们把我当傻子，但即使这样，也没人想跟我打交道。有一次，我问坐在旁边的家伙想不想到中国去看看，也不知道那时自己在想些什么。那家伙一头雾水，只看了看我，马上又看起他的参考书。那一瞬间，我的脑袋里轰的一声，变成一片空白。回过神来时，只见那家伙满头是血倒在地上，而我手上握着一把椅子。就是学校里常看到的那种铁椅子。我紧紧抓着那把椅子，狠狠在他头上不知砸了几回。后来我就给送到感化院去了。”
富春说的就只有这些，但我可以正确分析出他的脑袋瓜子出了什么事。我原以为只要不出岔，自己可以好好的驯服富春，后来才发现我根本是在做梦。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和富春疏远。
接着，富春就把元成贵给惹毛了。
8
电话铃声吵醒了我。怎么又有电话？
我揉着睡僵了的脖子，拿起挂在墙上的电话听筒。
“是我，过来吃顿午饭。”
是我最不想听到的声音。我看了看手表，已经过九点钟了。
“我等一下……”
“咸享酒家，十二点半，行不行？”
“等等，今天我行程都排满了，明天的话……”
“健一，你把我当什么了？你应该也知道我今天找你是要问些什么吧！？”
一阵好像可以去唱歌剧的重低音，好像青龙刀一样把我的神经斩得粉碎。元成贵很懂得怎样威胁人，他就像是靠这个手腕起家的。
“富春的事，我可什么都不知道。”我小声说道，好像深怕惊醒沉睡中的巨龙。
“放屁！你们俩不是像亲兄弟一样要好吗？”
“我也是昨天听杨伟民说，才知道他回来了。”
“我怎么知道你没有撒谎？我怎么知道你们这些小日本会不会骗我们中国人？”
元成贵在电话那头口沫横飞、破口大骂的嘴脸，在我脑海里呈现出一幅特写。
“如果是一点半的话，让你请一顿也成。”我说道。
虽然我知道在元成贵面前反抗无用，但是如果在乖乖听话前不先摆点架子，往后会很麻烦。
“我说过会去嘛！不去的话，你会认为我和富春又给勾搭上了。”
元成贵用上海话骂了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只说声“再见”。就把电话挂了。
9
一走出“加勒比海”，马上就看到元成贵那些满眼血丝的恼人小喽罗。大概是他已经警告过他们不要出手了吧！虽然看到我时还是绷着脸，但是他们那几对红眼大多只是东张西望，漫无目的走来走去，根本就不为我。
离开风林会馆旁的大马路，我走进建在大久保医院旧址的大楼里；大楼的名字是完全名不副实的“海及雅健康中心”。里面有健身中心，我每个月在那里缴上几个子儿。我那因为富春的出现而一团混乱的脑袋，因为元成贵刚才的那通电话而感到毛骨悚然。这种时候最好尽量动动身体，让脑袋里变成一片空白。
我从置物柜里拿出游泳裤换上后，走向游泳池。我不会游泳，只是在水深及肩的池水里，用两手泼水一直向前走着。刚来这家健身中心时，我还会在意其他泳客的讥笑，但是在将视线锁定在水底的脚上，专心走着时，所有意念就会马上消失于无形。
走了一小时以后，我开始觉得饿了。冲了个澡，围上浴巾之后。我在休息室大口大口吞下了柳橙汁与火腿三明治。吃完了以后，脑袋瓜子终于可以想些事情了。
首先想到的是“药房”。要和元成贵碰面的事，一定要让杨伟民知道。不管那老头多现实，如果我有了什么三长两短，他应该也会告诉富春是元成贵下的手。
在置物间里换好衣服，准备搭电梯的时候，我看到旁边有公用电话。据我所知，这间健身中心里没有人听得懂北京话。于是我拿起听筒，插进了电话卡。
“哪位？”电话里传来黄秀红那娇滴滴的上海话。
“我是健一，旁边有没有别人？”我用北京话说。
“没有。这时间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次听筒里传来的是无懈可击的北京话，语气里可以嗅出警戒的气息。
“你昨晚是和元成贵在一起的吗？”
我直截了当地问道。我之所以会特别为秀红店里的小姐们提供便宜的货，就是为这种时候做准备。如果不充分利用就太不划算了。
“这和您有关系吗？”
“元成贵约我吃午饭。”
我听到她的喉咙深处“啊”了一声。
“是吴富春的事吧！？那个人为了这事火冒三丈呢！你还是别去比较好吧！”
“我也不想去啊！只是要我在歌舞伎町以外的地方混下去，我可没自信。”
秀红像少女似地咯咯笑了起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她这么笑。平常，我们都只在昏暗的酒家里碰头。
“他有没有提到我的事？”
“他说一定要逼你说出吴富春的藏身之处……对了，好像还说他已经告诉过杨伟民了，所以让你吃点苦头也不打紧什么的。”
“妈的！！”
我用力踹了电话旁的垃圾桶一脚，垃圾桶便随着巨响倒在地板上。这时正好从电梯里出来的中年男子用好像遇到恶魔似的表情看看我，然后又慌张地关上了电梯门。
这是杨伟民的作风。他应该是认为反正我又不至于被做掉，所以准备把我牺牲，送给元成贵做人情吧！
“你没事吧？”
秀红问。她的声音听来并不是担心我的情况，只像是被垃圾桶的声音给吓了一跳。
“啊……没事。”我拿起一根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健一，你还是躲一躲吧！招惹上了元成贵，杨伟民又不罩你，你在歌舞伎町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
“我和富春已经没关系了。”
连我也发现自己的音调提高了。可是，这我可憋不住。
“你帮我向元成贵说说吧！”
“这种话，元成贵是不会相信的。”
她用绝情的口吻说道。那冷酷的声音让我稍微恢复了冷静。
“好吧……我自己会处理。”
“我想，你的小命是应该保得住吧！伤好了以后，再到我店里来，我请客。”
她挂上了电话。我静静地挂上了听筒，反复咀嚼秀红的话。
情况已经是糟得不能再糟，可是一定还有法子可想，即使这法子就像蜘蛛丝一样细小脆弱。我不知有多少回就是靠这种法子才能活到现在，这一关也一定过得了。
我把烟弄熄，按下了电梯下楼的按钮。
10
几个年轻的台湾人聚集在“药房”的门口。一看到我，马上像栅栏一样挡住我。
“让我过去，我要找杨伟民。”
他们嘴里喊着些什么。
“我听不懂台语，有话用北京话说。”
听我这么说，他们马上闭上了嘴，嘴角浮现出把人当傻瓜似的浅笑。在我回瞪他们的时候，其中一个便破口嚷嚷了起来。这句台语我听得懂，是那以前我被骂过无数次的话——丢不丢脸啊！
身为本省孩子居然不会说台语。
在台湾，和国民党政府一起到台湾的中国人被称为外省人，而之前就居住在台湾的人则被称为本省人，以示区别。第一代的外省人当然只会说北京话，而因为国民党将北京话制定为国语，现在年轻的本省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使用北京话。可是国语只是在外使用的语言，在和亲人交谈时用的还是台语，不会说台语的台湾人只有被瞧不起的份儿。在和老妈一起搬到歌舞伎町来时，我因为不会说台语而常遭同年龄的台湾人欺负。可能是我不会说台语却又受到杨伟民庇护这点，碰到了他们的痛处吧！
当然，我也曾要求杨伟民教我说台语。可是杨伟民只是委婉地摇摇头，煞有介事地表示，台语只有台湾出身的人才讲，只要把北京话学好就很够用了。那就自己学吧！我想。可是除了其他骂我的孩子以外，杨伟民手下的台湾人，当着我的面几乎都不讲台语。到了一定年纪后我才知道，是杨伟民特别叮嘱他们不要教我台语的。
“给我滚开，我不想理你们这些小鬼。”
我用日语说，感觉到体内的血液从额头朝着脚趾头直线下降。插在裤子口袋里的两只拳头已经满是汗水。刚才骂我的家伙把手伸进怀中，接着就亮出刀子。
“还不给我住手！！让他过来。”
杨伟民沙哑的声音从“药房”里面传了出来，这些小鬼们脸上的表情有点动摇了。
“没用的家伙！我叫你们把风，是要你们不要让大陆人进来！”
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在家长制度严格的约束下成长的。杨伟民只要出声一喝，就能让这些小家伙们悦服。那个握着刀子的小鬼已经被吓得屁滚尿流了。
“臭小子，待会见了。”
我用满是汗水的拳头轻轻捶了一下握刀小鬼的胸口，然后走进了“药房”。
“这些孩子总是这么不懂事，实在麻烦。”
杨伟民眼镜后的双眼往上一抬，向我抬了招手。
“在你告诉我富春回来以前，早就把我出卖给元成贵了吧！”
我用日语说道，毫不理会他的招呼。
杨伟民耸了耸肩，像平常一样坐在椅子上，似乎表示他对我的事根本就不关心。
“这也没办法，没有人想惹元成贵。也不知道他为了要做掉吴富春，接下来会耍什么手段。到底我是要负责任的嘛！所以不得不先下手，免得我们台湾人惹火上身。”
杨伟民用日语回答，大概是不想让门外的小鬼们听到。
“对我就不用负责任了吗？在我十八以前，你不是我的保护人吗？”
杨伟民瞪了我一眼，这种眼神让我想起发现了大意的猎物的鬣狗。
“难道我被元成贵做了，你也能无动于衷吗？”
“别说傻话，元成贵不会杀你的。那家伙可没这么笨，他只是要吓吓你罢了。”
“别骗我，爷爷，的确，我已经不是你的人了，不，或许我从来就不是你的人。可是这么久以来，我们不是一直互相帮忙的，为什么现在要出卖我？你怎么能背信忘义呢？”我双手撑在玻璃柜上急切地说道，不愿意放弃这最后一丝希望。在元成贵的威胁下，如果连杨伟民都放手不管，那简直就是要我去死。
“吴富春是你的负担。可不是我的。”
他冷冷地说道。好像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杨伟民又开始看起折得小小的报纸。
“好吧！”
我放弃了。假如他已经表明态度，就没有人能说得动他。我不得不试试另一条路。
“爷爷，你的意思我懂了，富春的事的确跟你的圈子没关系。”
杨伟民只是窝着身子继续看报纸。看着他小小的背影，有时会给人一种周遭的时间完全停止的错觉。
“可是，你也不想看到我被元成贵搞得太惨吧？”
我点着了烟，朝着天花板吐了一口。
“如果可以，我也不想麻烦你的人。可是有两三件事我想拜托你。”
“说来听听。”
杨伟民依旧看报纸。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让他开口，我已经算是赢了。
“希望你能替我牵线见见崔虎。”
我换着用北京话说。杨伟民慢慢抬起头看着我，好像没听到我说的话似的。
“你说谁？”杨伟民也用北京话问道。
“崔虎。”
“你就别想了。”
杨伟民转身正对着我，两膝朝左右打开，两手放在膝盖上，身子向前倾。这是他训诫自己人时的习惯。
“那家伙是个疯子，招惹上了没好事。”
“假如要引起元成贵的注意，利用这家伙不是最好的手段吗？爷爷。”
杨伟民那仿佛结了一层膜似的双眼直盯着自己的双脚。我吸了一口烟，等他整理好思绪。
崔虎——这个名字恐怕不是这家伙的本名，仿佛是北京出身的落第秀才取的浑名。北京的流氓最近太多已经和上海帮和解，但是崔虎那群人可不同，动不动就和元成贵起冲突，搞得腥风血雨。这阵子在歌舞伎町所发生的中国帮派厮杀，可以说有六成和崔虎脱离不了关系。
“崔虎知道你批货给上海帮，应该也不太爽吧……而且，假如把这家伙也给扯进来，说不定会搞出一场上海帮和北京帮的战争。”
杨伟民抬起头来。我把香烟丢进玻璃柜上的烟灰缸里。
“这我自己会处理。只是我听说崔虎想在五丁目一带租个房子。”
杨伟民恍然大悟，点了点头。他知道这是我的日本籍与高桥健一这名字能发挥威力的时候。虽然最近情况略有改善，但还是有许多房东不愿把房子租给外国人，特别是从东南亚国家来的人。所以，如果有一个中国人找到了中意的房子，在去找房屋仲介之前，他会先打电话给我，谈好条件。假如一切谈妥了，我会带着身份证、印章与户籍本等文件去找房屋仲介，一般都能顺利签约。只要不搞出什么大乱子、不吵着邻居、又准时付房租的话，在商业区附近出租房子的房东一般都不会去调查。和我签约的中国人在信箱地址下，贴上高桥健一的名字以后，只要规规矩矩过日子就好了，假如可能会有问题的话，我就会先过去暂住几天，让房东不至于起疑心。
当然，也会有搞不清楚情况的家伙，在我替他们搞定后，既欠缴房租又呼朋引伴大吵大闹。这种时候，我只要和杨伟民说一声，他就会派一些小喽罗去好好招呼一下。
崔虎在找房子的风声也不知是从哪里传出来的，而且听说这回要找的不是他自己要住的房子，而是间能让手下待命的办公室。这种案子的审核条件，要比公寓住宅严格很多，由我出面应该可以为崔虎办好这档事。
“原来如此，这也是个好办法。”
“元成贵也不想和崔虎那帮人开打吧？就算两边干了起来，上海傻子与北京阿呆两边一定会杀得天昏地暗的，谁还会管你那票人或我的事？爷爷，你说对不对？”
他那皱纹满布的脸轻轻的抽动了一下，笑了起来。他笑的时候，色素已经变淡的眼睛露出令人心寒的光芒。
“就这么做吧！让我来告诉崔虎，你会去找他。”
“我和元成贵约好一点半碰头，希望可以在十二点和崔虎谈谈。”
杨伟民转眼望望墙上的钟。
“这个时间，他应该正在天乐苑吃饭。我帮你打个电话。”
“还有一件事。可不可以借个门口的小鬼用用？”
我告诉杨伟民那个叫夏美的女人打电话来的事，富春回来没多久就接到这通电话，叫我心里怎么都不舒服。这种时候，我宁可不相信是一个巧合，只希望和夏美碰面这件事能愈小心愈好，我不认为和元成贵只要吃顿饭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先叫这些小鬼去查出那女人的住处，假如我这边有把握的话一也就是在不需要担心对方企图的情况下，我自己再出面。
杨伟民听我说完，就叫门口的一个小鬼进来，是刚才拔刀的小子。他好像做了坏事被老师发现的小学生一样，畏畏缩缩地走进店里。
“他叫徐锐。虽然血气方刚，却很怕事，不过头脑还不错。”
除了徐锐的名字以外，杨伟民是用日语说的。接着，杨伟民又用训诫的口吻，用台语向徐锐说了些话。
“告诉他该做些什么吧！我叫他听你的指示。”
徐锐用充满疑惑的眼神看着我，等我开口。
“今天下午三点，有个女人会在风林会馆的门口等我，但我不会出面，到时你们就跟踪她，再告诉我她住在哪里。”
徐锐用台语抱怨了几句，杨伟民一喝，他马上改口用北京话说：“要找哪个女人啊？风林会馆前不知道有多少女人。”
“找一个东张西望，看来像是在等人的女人。”
“是日本人吗？”
“不知道。虽然她的日语说得和日本人差不多，可是也可能是中国人，甚至是韩国人。”
“假如看到好几个像这样的女人怎么办？”
“杨伟民不是说你的脑袋还不错吗？问这种笨问题，小子。”
徐锐那等候杨伟民意见的双眼流露出一丝凶色，的确是个血气方刚的家伙。杨伟民又用台语向他说了些什么，徐锐不快地噘起嘴，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
“假如看到几个像这样的女人，你们只要分头跟踪不就得了，对不对？小子。”
“知道啦！”
这样就可以。我把手伸到外套口袋里，掏出两张皱皱的万圆纸钞。“给你一点零用钱。事情办成了再给你三万。”
徐锐从我手上抢走了钞票，什么客套话也没说便走了出去。
我耸耸肩，望着杨伟民。
“你就是一直不受年轻人欢迎。”杨伟民面无表情地说。
“只是些小鬼，我根本不在意他们怎么看我。”
“你是不懂得做人才会搞成这样。不受年轻人尊重，老了可是要吃苦头。”
“爷爷，你真的认为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