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混战的场面浩大和细节繁复，这里也无法一一说明，最耐人寻味的是各级官员在其中的困难选择。战场两面，一为太子，一为皇帝，而后者一开始隐约不出，不知其存亡。两方面皆为朝廷领袖，无明显的标志可以一眼看清对错，所以各级官员煞是为难就很好理解。如丞相刘屈牦一开始不敢发兵征讨太子，在武帝的严词训斥和授权下才自将兵卒。太子先后召北军指挥官任安相助，任安受节，回营后闭门不出，后来被判定为坐观成败，腰斩。太子兵败时，司直（副丞相）田仁认为太子与武帝毕竟是父子之亲，不欲执之过急，放了出门。丞相欲斩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说：“司直是2000石高级官员，要斩得先请示皇帝。”武帝闻之大怒，将田仁腰斩，并迁怒于暴胜之，暴因惶恐而自杀。可见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架构中，一遇中枢有变，大多情形下各级官员都会不知所措，只能静观其变，等待中枢自身借某种力量或机缘澄清。在此之前，过分主动地选择，往往是为自己惹祸。这就可以解释那么庞大的官僚机构，为何遇到突发事件，总是无法反应，以致运转失控，造成一场场多余的祸乱。

    太子逃亡到湖（今河南灵宝县北），藏匿于泉鸠里。他所居住的人家很穷，但很忠心，以织卖草鞋供养太子。后来因为向太子富有的老朋友借贷而走漏风声。大约是逃离长安的20天后，太子的住处被包围。刘据自忖无法脱逃，自缢而死，主人格斗而死，太子之子也一起遇害。吏员们破门而入，有的提着兵刃戳向已死的太子，此人后来为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太守；有的急忙去把上吊的太子放下来，此人后来被封侯。

    兵变被平而太子逃亡在外期间，武帝狂怒，几近于疯狂，群臣吓得要死，不知如何是好。壶关县（在今山西）的教育官令狐茂上书说：太子与皇上有父子之亲，又有继承皇位的重任，如果不是皇上被奸臣包围，亲情隔绝而不通，太子无法见到皇上，又被乱臣胁迫，是不会起兵的。太子完全是自卫，这点天下人都明白，但没有一个人敢说，不亦痛乎！武帝见了，有些感触，但气尚未消。等到太子遇害后，又碰到多起以巫蛊相诬的案子，查验都无证据，武帝终于明白妖术的虚妄和太子的冤屈。此时刘邦祭庙的管理员田千秋上书说：“儿子乱用父亲的兵器，罪不过鞭笞；天子之子犯错杀人，该当何罪？下场太惨了。这是一个白头老翁梦中让我说的。”武帝马上召见田千秋，说：“父子之间，人所难言，公独能清楚其中不对的地方。这肯定是先祖的神灵让你说的。”于是任命田千秋为部长级高官，而族灭江充全家，把苏文焚于横桥之上。可怜那位以兵刃戳过太子的北地太守，先是风光无比，此时也被族灭。武帝造思子宫，又建归来望思之台，天下闻而悲之。

    详细了解这场人寰惨祸，沉溺于由误会和隔绝造成的悲剧情感，不是我们今天读史的本意。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武帝这般对人情世故及政治的洞察力，为何他还容得江充之流在其间搬弄是非？换句话说，纵使专制君主的晚年身体固然必定差下来，又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