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一代大儒董仲舒，同时罢去研习法家、纵横家之言的贤良；18岁，他有意收回原来在他奶奶（太皇太后）手中的权力，用儒家的旧制尊崇天子（此事虽然失败，可也见出刘彻的深刻用心）。这时他与皇后也合不来，但他母亲告诫他年轻初即位，大臣未服，又已得罪皇太后，如果再得罪皇后，事情就太不妙了，女人家何况是最好哄的。刘彻从此按捺自己真性情，故作欢颜，以待皇后。就看这几桩事，足证他决非等闲。

    而武帝将列祖列宗的清静无为一改为多事扰民，后代虽有不少史家大儒加以批评，但时隔2000多年的我们，假如潜心揣摩当时的情景，甚至会说武帝所为大有道理，远非那些文人学士所能及，至少我个人大为惊诧，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竟能看透大汉帝国的底蕴，知晓前朝的积弊。自汉高祖至景帝，一直遵从黄老之学，信奉清静无为，其利前人已经谈透，在于使百姓休养生息，其弊倒极少有人涉及。而在我看来，思想路线也好，政策也好，思潮也好，恐怕很难说有本然正确、可以亘古不变遵循的，历史上更常见的倒是一种思潮、倾向流行一段时间后，与它相反的另一思潮或倾向取而代之，以纠正前面的积弊。清静无为的政策实际上同样带来很多危害。试想当日境况，如一般官吏通常不会被罢免（连稀里糊涂的上林尉也可以原谅），他们代代相传甚至有的以工作为姓，那么即使上代恪守职责，继承者难免也会有玩忽职守之事；如各级政府都重在富民，那么总有一些先富起来的豪杰，凭借权力鱼肉乡里，造成兼并；如中央政府重在无为，那么一些地方经济实力强劲之后，多少会有些自说自话、自作主张以展现其活力而不服中央管制的情况发生；而更为要命的是，中央政府在清静无为的思想路线下很难扯出旗帜使各地霍然归一。所以，《资治通鉴》说：“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座而衰，固其变也。”

    前朝积弊肯定需要整肃，难的是如何整肃。我们早已说过，大汉帝国是早熟的帝国，依据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以及统计学的水平，皇帝断不能在经济上切实控制天下。如此要整顿朝纲、收拾民心，势必诉诸于政治文化理想。既然无从切实地掌握民情作有计划的发展，那只有诉诸运动，借声势来代替日常组织的不足。所以汉武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儒家（董仲舒式）讲的是大一统和皇权至尊；所以汉武帝要屡次出兵攻击匈奴，因为对外发动战争是增强国内凝聚力的最佳和常用手段。至于屡次巡游及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等繁琐举动，更成为增强威势及文化上统制的必要因素。所以汉武帝一朝威名远扬，内部平安，不能不说他针对时势选择了必要的对策。至于由此而耗空国库，引起民怨，那也是无可奈何。即使今人对传统政治的积弊已然洞若观火，但假设通过时间机器再回到2000年前，怕也无更妥善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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