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剑鸣　译

    在我还是个小女孩，又回到纽约时，这座古老的都市对我最重要的莫过于我父亲的书屋。这时候。我才第一次能够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一旦走出家门，走上那些简陋单调的街道，看不到一处像样的建筑或一座雄伟的教堂或华丽的宫殿，甚至看不到任何足以让人联想到历史的东西，这样的纽约能给一位熟视了无数美丽绝伦的建筑、无数地位显赫的古迹的孩子提供些什么景观呢？在我孩提时代的记忆当中，最令我不快的莫过于那座丑陋不堪的纽约。大街无人清扫，矮小的房屋尽管里面装饰得花花绿绿，可外表却没有丝毫威严。我真不明白，那些遍览了罗马、塞维里亚、巴黎、伦敦的人如何能够心满意足地生活在华盛顿广场和中央公园之间。然而，我万万没有料到，这样一座纽约——零星点缀着一些矮小的房屋的长方块，无一例外的灰不溜丢的色彩，没有塔楼、门廊、喷泉，没有任何景观，整个市区就像一个被压扁了的、横卧着格状结构，像用牛皮包裹起来一样，处处千篇一律，除了丑陋再没丝毫特色——竟会在五十年后像阿特兰提斯岛①或者施里曼的特洛伊城②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平庸的环境多少年来慢慢形成的社会结构也随之被一扫而光，至今无人记得。然而，尽管如此，我童年的记忆当中最值得珍惜的部分仍然是这座与阿特兰提斯共命运的纽约老城，这座从十七世纪开始缓慢而又永不停歇地发展到我童年时代的纽约老城。

    ①阿特兰提斯岛（Atlantis）：传说中位于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岛屿，后沉于海底。

    ②特洛伊（Troy），小亚细亚西北部古城，后埋没。施里曼（Schliemann 1822—1890），德国考古学家，曾发掘特洛伊、迈锡尼等古城。

    每当我回想起那个小小的世界，回想起长辈们用来贬损任何形式的进取精神的“箴言宝库”，我就不禁要问，他们的先辈们用以在这片蛮荒的新大陆上开疆拓土并成为其主人的创业精神何以会在子孙们的身上转化为如此的惰性，创业者和革命者的英雄气概何以会消失得一干二净。或许正是先辈们过于积极的敬业才使得这力量在子孙们身上变成了强弩之末？或许是他们在克服了无与伦比的困难之后所奠定的这番辉煌的基业在子孙们的心灵中产生了一种对除生意和家务之外任何事物的虽称不上惰性的冷漠？

    对于我出生于其中的那个狭小圈于里的人们，甚至发财也没有多少意义。在不多的几户有产业的人家里，像阿斯特尔家和格雷特家，由于纽约房地产业的繁荣，赚钱本来是轻而易举的，可他们仍然在投资时瞻前顾后，在管理上谨小慎微。而去华尔街或到铁路上、海运或工业中去赚大钱的，那时候还是闻所未闻。我父亲的朋友当中有经营银行的，也有从事其他自由职业的。这当中，当律师的占多数。其实，我所认识的年轻人里面，上完大学后，没有几个不去攻读法律的，尽管后来大多都改从他业了。但总体说来，跟我父亲和我的几位长兄年龄相仿的人，大都属于“有闲阶层”。这个词儿现在已不复存在，正如这个阶层本身已经消亡一样。或许现代的读者听着会觉得不可思议，可事实是我的近亲当中只有一个人“经商”，而我丈夫家里竟然一个也没有。与我们交往的人大都属于这样的家庭，由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他们确实从中赚得了一些钱，生活过得还算宽裕。可很明显，’没有一个人不满足于这种小康水平而去继续奋斗的。年轻时候，我从未接触过任何形式的类似“淘金热”的活动。现在，每当我听说纽约的经济生活紧张得要命，人们甚至没有机会在饭前坐下来聊聊天，我就会不由得回想起，在我婚后那几年里，人们可以在甚至不是周末的日子里愉快地会餐，而就座的人当中，男人并不比女人少。在这种场合谈话的首要原则之一就是我母亲很早以前就注入到我心灵当中的一句话：“不要谈钱，想也别多想。”

    那时候的富家子弟，整日被保姆和私人教师重重包围起来，很少能够了解他们父母所从事的活动。就我而言，我的父亲、母亲每天都干些什么，我只有一点隐隐约约的记忆。我知道我父亲那时是纽约几家大慈善机构的头儿，像盲人疗养院、布鲁明代尔精神病院等等。每逢四旬斋①，我们家总得开办一所“女子缝纫班”，她们跟我母亲一道为穷人做些缝缝补补的工作。我还记得某些下午跟母亲开车外出去访亲探友，可谁都不在家，便只好去中央公园散步，或到朗布尔僻静的小山谷中采摘紫罗兰和獐耳细辛。晚饭后，我父母偶尔也去剧院看戏，可在我的记忆当中，他们从来没有去听过一次音乐会或任何形式的音乐演出。直到后来，零零星星的歌剧演出才变成固定的娱乐方式，而去的人就像十八世纪的意大利人一样，并不是为了欣赏歌剧，而只是为了会会朋友，拉拉家常。那时候最常见的消遣方式是外出赴宴或在家宴请亲朋好友。这种场合有时候会非常奢华庄重（烫金请柬提前三周发出，汤分“稀”、“稠”两种，菜单里得有罗马拌奇②），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热热闹闹、随随便便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得有美酒佳肴相佐，客人们谈论起酒食来也须分寸得体，马虎不得。

    ①四旬斋：复活节前为期四十天的斋戒及忏悔。

    ②拌奇（Punch），又译潘趣，一种用酒、果汁、牛奶等调合而成的饮料。

    我父亲从祖上继承下来了一个颇为认真的美食传统，藏有一容的法国波尔多红葡萄酒和绕过好望角运来的北非白葡萄酒。他的“琼斯”牌和我叔父的“纽波尔”牌白葡萄酒即使在当时名窖林立的情况下也是非常显赫的。到了我们这一代，人们的口味变了，喝的多是香槟和红葡萄酒，这满窖的白葡萄酒就被糟踏得一桶不留。父亲去世后，我的几位哥哥就把它们全给卖掉了。我婚后不久去一位新贵家里赴宴时，知道主人对纽约老城里的亲疏关系不甚明了，便硬着头皮喝下了一大杯这“闻名遐迩的纽波尔白葡萄酒”，因为我知道这种美味就我当时的状况而言是很难再碰到的了。

    要是没有其他人，我母亲自己是不会对宴饮太感兴趣的，这种美食家的热情完全来自我父亲的荷兰血脉。他的母亲是荷兰移民，在纽约以最杰出的厨师著称。然而在当时，做得一手好饭菜是每一个新嫁娘的必备素质，我母亲常摆在案头的厨师手册（《弗兰卡泰利菜肴大全》和《雷斯利夫人厨师宝书》）当中夹满了发黄的纸条，那上面都是她从别处抄回来的菜谱，诸如“琼斯夫人的奶油龙虾扇”、“范尼·加朗廷姨妈的烧鸡”，“威廉·埃得加的烤肉”，以及我家雇来的两位黑人厨师玛丽·约翰逊和苏珊·弥纳曼的精制菜谱。它们不仅详实有趣，而且字体秀丽无比。刚提到的这两位大“艺术家”，一直都戴着头巾、挂着耳坠，倘若站在用她们永不疲倦的双手（指甲都涂上了蓝色）从大堆大堆的禽、鱼、蔬菜精心烧熟的一道又一道香喷喷的盛餐中间，确实还算得上是光彩照人、美丽无比的；玛丽·约翰逊个头高大，皮肤又黑又亮，耳朵下边挂着两大串金色的饰环，一头典型的非洲鬈发，顶着一条款式动人的方巾；苏珊。弥纳曼是个混血儿，身材矮小，脸上总是笑眯眯的，穿着朴素，但手艺并不亚于她的前任。

    说真的，称她们为艺术家绝不是夸张！她们动作起来，看似简单又把握十足——煮煎蒸炒，在她们手底下，都发展到了极致——而且，她们凭借天赋所动用的原料，不管素荤，都丰富得出奇！有哪一个美食家，即使他遍尝全世界的山珍海味，不会在她们的黍米牛肉、爆炒嫩鸡、虾浆芹菜、素蒸火鸡、烧红头。黍面馅饼、炖蕃茄、烤米饼、草莓夹心饼和香子兰冰淇淋面前流涎三尺？我上面所列举的仅仅是我们的日常膳食，我很小的时候就已尝遍了它们。每当我父母招待客人，“举办宴会”，便会有另一番光景：甲鱼、灰背野鸭、清炖马鲛鱼（若市场有售）、芹菜蛋黄烧螃蝎、弗吉尼亚桃馅火腿并香槟、奶油白扁豆、黍面蛋黄龙虾，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佳肴中，我都说不准哪样在哪个季节上市。每逢这种场合，你就会看到玛丽·约翰逊手提饰有丰饶角的铜壶向盘子里倒出百味美浆。那些日子里，奶油、黄油、咖啡都是天然所成，不掺杂任何其他成份，肉食都是当日所宰，野味均为当时所猎。啊！看吧，这一个个美食家，背靠在椅子上，一边低声哼着“天赐我也！”，一遍品味着这本地的佳酿和来自异域他乡的正宗美酒。

    我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详述我们家当年的餐桌风采，是因为它在当时的家庭生活中分量太大，可以说是最重要也最风光的一部分。然而，这风尚很快就让那些被解放了的“半边天”抛得无影无踪，至少这在那些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①里是千真万确的。锅碗瓢盆、缝缝补补之类的事情已不再被年轻女子们看在眼里，代之而来的是大学文凭。因为，在她们看来，只有这，才能适应文明社会里更加复杂的生活需要。这场运动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就已开始，现在我已年逾半百，亲眼目睹了这场运动浩大的声势和它带来的后果，对于过去那种家庭生活方式的一去不返，我比任何时候都深感痛惜。冷冻，虽然也不尽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