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石头追了出去，方心宁跟她后面。父亲刚好在家，喊住他们两个，说：“闹着玩的，当真就没意思了。”他出去，笑着对孩子们说：“谁编的？还怪押韵哩。”听了这话，一群孩子嘻嘻哈哈地蜂散了。

    父亲当然最疼自己。每次放了学回家，不进大门就喊：“宁宁，宁宁。”这时，父亲必定给方心宁带回来好吃好玩的东西了，或者一个甜果，一个糖人，也或者一只蝈蝈，一条小鱼。这些东西，有的是人家给的，有的是自己买的或亲手捉的。

    那时，父亲在镇里一直是一个典型人物，经常出去开会。回来，他就把镇里县里的新鲜事讲给儿子听，拿出开会发的皮包和各种本本，指着上面的字，细说开的什么会，得的什么奖。他不止一次说：“宁宁，等我转正了，一定带你去县城逛逛。”

    父亲一连串的美好设想，为方心宁的童年增添了不少生趣。

    方母有时埋怨丈夫，学校里开不了几个钱，地里的庄稼也常常给耽误了。这时，父亲就一声不吭，只默默地听着。其实方母只是心疼他忙里忙外，怕他受不了那份罪。被说急了，父亲就只一句话：“我是老师嘛。”言外之意是说，我别无选择。方母也就没法再与他吵，叹口气走开。

    有一回，父亲见妻子不再跟他计较，就带着胜利的笑意，对方心宁说：“每个人都是一朵花，你也是，对不，儿子？”

    幼小的方心宁就问爸爸：“爸爸，你呢，是朵什么花？”

    父亲想了想，说道：“从来都是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我呢，就算是无花果吧。”

    父亲说了很多，但自己记着的只有这些，尤其是他说这些话时的神态，方心宁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这些话，让他深深地铭刻在心，让他明白父亲为什么整天那么有干劲，让他在一种无奈的语气中，听出了一些别的东西。

    其实，父亲曾有三次机会可以不干这个民办教师。一次是附近的煤矿让他去做文书，他本来报了名并且已经去了，可思前想后，总觉得舍不得这伙孩子，在矿上待了不到两天，就又跑了回来；一次是村里的老会计年龄大了，村里要他去当会计，可他总不能按村里几个领导的意思办事，跟人家闹了矛盾，索性又回到学校；第三次是镇里某办公室要找一个文化人去写材料，村里推荐了他，可他说什么也不去了，赖在了学校里。

    方心宁终于上了小学，每天跟父亲一同去学校。

    然而，有一天，在去学校的路上，父亲突然晕倒。方心宁吓的大哭，引来了大人才把他送去医院。可是，这一去，他就再也没有活着回来。医生说，他得的是肝里的病，跟焦裕禄当年得的一样，这种病到了那种地步，很疼很疼。

    老黄牛一样能干而又能忍耐的人走了。很少有人去想，看上去身体健壮、吃苦耐劳的老黄牛，倒下去的时候会是轰然坠地，那么突然，甚至不留丝毫挽救的余地。

    母亲带着孩子呼天抢地地把父亲的尸骨从镇卫生院迎了回来。出殡那天，他的学生能来的都来了，有小学生，也有青壮年，陪着他们，安慰他们，跟他们一起落泪。

    亲眼看着父亲倒下去，自己说不清心里有多难过：以后，谁还会“宁宁”“宁宁”地喊着，给自己带来那些稀罕的玩意？谁还会答应带自己去县城？

    在方心宁的眼中，那时的父亲，简直就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台机器，一台不用保养又不知停歇的机器，也难怪当时镇里都称他为“教育战线的铁人”。而对于方心宁来说，关于父亲的一切，从此都变成了记忆。家中的顶梁柱就这样倒下了，家庭的重担全压在了母亲的肩头。

    父亲去逝不久，全县的民办教师开始陆续转正。父亲为了等这一天，整整等了20年，这一天来了，他却已长眠地下。

    辛苦一生，平淡一生，父亲对人生所有的渴望，都随着他人生句号的突然出现而如烟一般散了。

    那时的方心宁才上三年级，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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