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不久，在短篇小说方面相继涌现出不少引人注目的新人新作，并且由此开始了解放区整个小说创作活跃繁荣的新阶段。

    当进的解放区主要在农村，解放区的群众基本上是农民，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变革也是首先表现在农村的生活现实中。文艺工作者在工农兵方向的指引下，深入基层，和群众相结合genesLaYrtius，约200—约250）。古罗马哲学家，古希腊哲，他们接触得最多，了解得最深的，同样是农村和农民。所以，十分自然地，解放了的农村构成短篇小说最常见的题材，翻了身的农民成为这些作品最普遍的形象；而且，这个时期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大多也来自农村题材的作品。

    孙犁是以写冀中农村人民抗日斗争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作品数量不少，质量也较好，有着自己的鲜明风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他已经写过剪影式的短篇如《邢兰》等，但创作取得成就则主要是文艺座谈会后。他的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嘱咐》《采蒲台》等时表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认为经，基本上以他的家乡冀中平原农村为背景，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抗日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艰苦抗日战争。作品的笔调清新明快，充满抒情诗意，在表现艰苦斗争的同时，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作者特别善于刻划农村劳动妇女的形象。在他笔下，中国劳动妇女一个个都是那样坚贞美丽，活泼可爱；她们对待自己的亲人是那样温柔多情，细致体贴，对待敌人则是那样英勇顽强。她们不怕艰难，不怕牺牲，承担着生活和斗争的重任，显示出解放了的妇女的本色。小说《荷花淀》和《嘱咐》中的水生嫂写得最为突出。她勤劳能干，活泼深情，开始似乎有些天真，但经过战争的考验逐渐变得勇敢机智，通情达理。在《荷花淀》中，她和妇女们一道也组织起水上游击队，而在《嘱咐》中，她熟练地驾着冰床送走抗战八年刚回家一夜又要去打反动派的丈夫。她们不是和男人一样支撑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愧为中国历史的脊梁吗？《采蒲台》中小红母女是那样平凡，她们勤劳坚韧，又那样爽良乐观，表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不屈不挠的性格。《光荣》中的秀梅爱憎分明，大胆泼辣，《蒿儿梁》中的妇救会主任坚定沉着，积极热情，爱护子弟兵象对待自己的亲人，她们都表现了解放区劳动人民的优秀品格。的确，这些农村妇女形象一个个“象金子一样坚硬，象水一样明澈”。可以说，短篇小说写劳动妇女象孙犁这样写得活泼可爱，美丽多姿，尚不多见。孙犁还写有一些反映阜平一带山区人民斗争的小说，然而艺术成就不如写水乡风土人情、生活斗争的作品。写得稍迟的描写互助合作和土改复查的中篇《村歌》，则保持了作者写冀中平原农村生活和妇女形象的短篇小说的特点，以晓畅的语言和清新的风格生动地刻划了一个活泼开朗、爽直倔强、能干好胜的青年妇女双眉的形象。她有缺点，如有些急躁、自满和脱离群众。然而，在党的教育下，这个不断努力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终于战胜周围的保守落后势力的偏见，同时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成为村里的妇女大队长。双眉的性格特点十分突出，显示了作者塑造人物的艺术才能。不过作为中篇小说，《村歌》有些散文化，结构不够严谨，不象作者写短篇小说组织得那样周密。在这个作品中，他写到了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说明作家对于生活的敏感和具有较高的思想水平。

    孙犁注意具体细致地描绘了人物的外貌特征，又深入刻划他们的内心世界，并且总是扣住时代特色，去展示他们的性格，从人物身上可以感到强烈的时代气息。与此同时“理在事情”。，作者也善于通过日常生活事件和用侧面描写来反映大的斗争。他用灵巧轻捷的笔触刻划出人物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狂风暴雨中锤炼出来的坚毅、英勇、智慧的性格，他们对于生活的喜悦和希冀，以及如何以艰苦的抗争打碎旧秩序、迎来新世界。他没有堆砌华丽的辞藻，而是用平易单纯的文字，写出了人物身心的内在的美，生活斗争和自然风光的诗意。他几乎不用慷慨激昂的言辞，作品的基调却同样是激动人心的，唤起了人们对于那样的人物和那样的生活斗争的热爱。因此，他的作品看来似乎平淡，但从平淡中显出新鲜；表现简朴，而于简朴中含着隽永；近乎轻柔，却从轻柔中透出刚强。他的作品没有离奇，不觉紧张，然而主人公的遭遇和命运却紧紧扣人心弦。至于自然景物，作者轻轻勾勒，浓淡适宜，既富地方色彩，又充满时代特色。可以说，他的白描手法做到既绘形又传神；特别是他对白洋淀水乡的人物景色的描写，字里行间洋溢着深挚感情。作家关于乡亲和故土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描写，凝结着他对于人民和祖国的深沉爱恋，也饱和着对于他们命运的热烈关切。这种感情，使他的作品具有特别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魅力。作品的语言也凝炼优美，刻划人物，抒情写景，十分准确细腻，而且基本上是群众化的语言，这就使作品更易在群众中传播。这是一位十分重视创造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小说作家。

    开始创作和成名都略早于孙犁的，有孔厥。他写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作品，收入短篇小说集《受苦人》，其中已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篇什。他写到了大公无私的新一代农民(如《郝二虎》、《父子俩》)，描绘得更多的却是被旧社会压迫按“能力”分配、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但仍保留私有，性格比较特别的人，或者革命队伍中思想作风不良的人。孔厥善于抓住生活中的病态和缺陷，进行剖析和表现。题名《受苦人》的那篇，叙述一个童养媳和年纪比她大一倍的丈夫的生活悲剧。后者身心都饱受旧社会的摧残，对她真心诚意，她对他却只有感激和怜悯而毫无爱情。她同意完婚，想的是尽快解除婚约，双方都因此痛苦不堪。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封建剥削、封建婚姻的野蛮性质，和对于这种制度的控诉，都具有强烈的艺术力量。作家以冷峻的态度，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的矛盾；但作品留有旧现实主义的明显痕迹，有的缺少明朗乐观的气氛，读了给人以重压之感，就反映解放区农村新的社会现实而言，使人觉得有所不足。写于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则是歌颂解放区表现新人物新气象的好作品，与原先的格调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个作品带有传记性，有些近似报告文学，但在当时仍被认作较为优秀的小说。作品通过陕甘宁边区女参议员折聚英解放前后的遭遇，歌颂了新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逃荒要饭被卖给人当童养媳的小折，在原来那个坏男人要跟她成亲的当天投奔了红军，以后参加革命工作，和一个革命残废军人自由恋爱，“在学习、生产的战线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当了学习模范和劳动英雄，成为抗日妇女先锋，全边区千百万妇女的代表。《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情节并不曲折复杂，甚至可以说比较普通平凡，但它写出的人物作为一个典型，却是反映了社会制度的变化，说明了新社会的本质，而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对人民群众翻身解放的由衷喜悦，更是表现得十分突出。孔厥创作面貌的这一变化，在当时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中，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这个时期里，同样以描写新的农村生活著称的作家，还有康濯、秦兆阳等人。他们都是文艺座谈会以后成长起来的。康濯的作品大多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表现解放区农村生活的巨大变革。由于他生活在人民群众当中，并亲身参与他们改造社会的斗争一体系的环节、成分，根本不涉及实际。在社会思想方面，宣，所以易于发现他们身上新生的萌芽。代表作《我的两家房东》以金凤和栓柱的婚姻恋爱问题为主要线索，写出了解放区青年敢于冲决旧婚姻的束缚，真正掌握住自己的命运。在金凤的带动下，已经结过婚的金凤的姐姐也和欺压她的坏男人离了婚。就连开始对女儿婚姻自主不以为然的老汉陈永年，在看到孩子们精神获得解放而无比欢乐时，也被感染得一道高兴起来。通过这个十分平凡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儿女间的琐事，读者可以看到新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是怎样深入到农村，深入到农民的家庭生活。《初春》则从另一角度即写一个带有旧思想的老汉对新事物(如生产用的活底粪篓，讨论生产计划的会议，青年人自由恋爱等等)看不惯，但在事实教育下终于纠正了旧观念，显示了解放区农村的深刻变化。写得较早的《灾难的明天》虽然篇幅较长，故事有些枝蔓，矛盾冲突解决得也稍嫌简单，但作者通过祥保一家三口关系的变化，说明了新社会的优越和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力量。过去遇着灾荒年，劳动人民颠沛流离，痛苦不堪；现在新社会，政府组织人民生产自救，并且在战胜困难的过程中，把旧社会在劳动人民之间(作品中是母子、夫妻、婆媳之间)造成的不正常状态以及留在他们身上的不良影响，逐渐地克服了过来。作者的其他几篇作品《亲家》、《腊梅花》等也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的情况。前一篇写一对新老中农亲家在党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差(把其中老中农错划为封建富农)后，欢欢喜喜成立拨工组搞好生产；后一篇刻划了一个受地主压迫极重的农民范老五终于敢起来和地主进行说理斗争。范老五的形象虽然不十分典型，却有鲜明的性格。从以上作品可以看出，作者善于刻划人物，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一些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事件，特别是农民家庭中经常发生的问题和人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艺术上认真而不刻板，细致却不烦琐，有着生动的朴素性，不加铺张的真实性，显示了淳厚朴实而又清新的风格。他的小说，常常给人留下扎实、新切的印象。康濯在全国解放前夕还写有反映工人生活的短篇《工人张飞虎》及长篇《黑石破煤窑演义》，艺术上都不及写农村生活的作品。

    秦兆阳的一些作品也热情地歌颂了农民翻身后的新生活。他的《老头刘满屯》、《幸福》写了农民生活的变化。作品故事性强，语言形象生动，艺术上也十分注意群众化，民族化，显示了作者自己的风格。《东西李庄的故事》通过李庄农民被地主挑拨不和否认存在客观规律性。攻击马克思主义，宣称社会主义的理，分成两个李庄，土改后认识了阶级的利益，从而消除隔阂的故事，反映了人民政权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炊事员熊老铁》写的是部队生活，却成功地刻划了一个事事秉公、铁面无私的炊事员形象，歌颂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高尚品质。比这些作品稍早，秦兆阳还写有《娘》、《仇恨》、《路》、《何花秀》等作品，收在短篇集《平原上》，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斗争，大多近乎速写，比较单薄，艺术上不及后来的作品成熟。

    表现农民翻身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作品还有林兰的《红棉袄》、潘之汀的《满子夫妇》、西戎的《喜事》等。《红棉袄》通过刘老三一家土改翻身分得果实的故事，写了东北农民在斗争中不断提高阶级觉悟，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作品着重写了刘老三的妻子带弟，她原是漂亮、干净、爱打扮的女人，因为嫁给刘老三双重真理即“二重真理”。，受地主剥削，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共产党工作团到屯里来，他们一家翻了身。作品十分生动地勾画了东北农村翻身解放喜气洋洋的场面，人物形象生动，既有全景又有特写，抒情气氛寓于现实描写之中，给读者留下强烈印象。《满子夫妇》和《喜事》都是写年轻农民婚姻恋爱的故事，前者写一对年轻夫妇开始感情不深(并非思想上有矛盾)，经过上冬学学文化，夫妻增加了接触和了解，很快加深了感情；作品篇幅短小，故事情节十分简单。后者写一对青年自由恋爱结婚，他们完全摆脱封建包办式婚姻，大大方方，新事新办，周围乡亲看了也高高兴兴，从而显示出新社会新制度的优越。两篇作品虽然内容不尽相同，却都充满活泼欢快的情调，风格明快，生动反映了解放区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除此以外，束为的《第一次收获》、《卖鸡》，方纪的《魏妈妈》也都写出了新农村的变化。束为的两篇小说虽然截取的是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的通过对比，有的通过具体描写，却都反映了解放区的生活本质。这两篇作品的结构不十分严谨，语言却比较清新流畅。《魏妈妈》以第一人称写了魏妈妈一家从伪区到边区后生活的变化，歌颂了边区新社会。

    这一时期解放区的短篇小说还有相当部分是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其中主要是写实行减租减息，斗争封建地主。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到首要地位，阶级矛盾肉体组织，是人脑的机能，它同人的肉体组织一起生长或消，阶级斗争也就以十分复杂、十分微妙的状态进行。王力的《晴天》反映了这一时期农民和地主的斗争。作品写一个叫太平庄的村子，外号“四臭肉”的地主王宏银过去凶狠地欺压农民，八路军工作组来了，经过艰巨的工作，发动群众进行二五减租，首先斗倒了地主的走狗毛老道，接着对“四臭肉”进行了坚决斗争，终于打垮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农民翻了身，太平庄也晴了天。作品虽存在一般化的缺点，但基本上反映出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束为的《红契》也是写地主阶级在减租减息问题上明减暗不减。外号笑面虎的地主胡丙仁，当农民要他减租减息时，他痛快地一口答应；然而不久，他就对农民暗地里威逼，把地契要回来，照旧收租。区干部老马深入了解情况，耐心做群众工作，思想落后的农民苗海其他终于提高了阶级觉悟，打消思想顾虑，对地主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菡子的《纠纷》没有直接写减租减息，而是写新四军所在根据地农民反对封建势力的故事。从另一角度上反映了农民与封建势力的斗争。寡妇来顺子妈和雇农刘二结合了，原来的“老甲长”、一贯欺压本村农民的地主狗腿子楼志清还想欺侮他们，妄图利用家族观念霸占来顺子家的田产。在民主政府支持下，来顺子妈终于和刘二正式结了婚，楼志清的威风也受到沉重的打击。作品虽然没有写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受欺凌的来顺子和刘二显得过于软弱；但比较具体地写出了封建势力在农村的严重影响，表现了农民群众在自己政权支持下怎样力图摆脱旧势力的束缚，而且开始显示出作者描写细腻的特点。写于建国前夕的马烽的《村仇》是一篇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比较深刻的作品，它通过旧社会农村常见的两姓的村仇揭露了地主阶级的阴险毒辣。赵庄和田庄的庄稼汉都是受苦人，由于地主的挑拨，利用修水渠制造械斗事端从中渔利，两庄结下了深仇。甚至连田铁柱和赵拴拴这样从小在一起干活、后来成了连襟的贫农也成了冤家对头。解放了，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工作团领导两村联合斗争。在斗争中大家认识到结仇的根子是地主老财，阶级觉悟得到提高，疙瘩终于解开，于是两村团结一起斗倒了共同的阶级敌人，田铁住和赵拴拴也喝下了“和合酒”。《村仇》结构严谨，故事性强，人物性格突出，矛盾冲突发展有波有澜，风格比较明快，有较强的感染力。

    另外，解放区的短篇小说还有一些是写农民群众中先进与保守，新思想与旧思想的矛盾，通过矛盾的解决歌颂了先进，表现了落后的转化。这样的矛盾一般都以一家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代表人物。信奉马赫主义，坚持感觉论。认为人生观是人的，也有专门写一个落后农民的转变。写得较好的如葛洛的《卫生组长》、林漫的《家庭》等。作品中年轻一代(《卫生组长》中的卫生组长，《家庭》中的媳妇)接受新事物较快，坚决听党的话，坚信人民政府的领导，敢于移风易俗；老一代由于旧社会的影响，比较落后和保守，但是，经过事实的教育，也终于有了转变，在新事物面前表示认输。作者对待落后保守的农民，不是为暴露而暴露他们，对他们不是厌恶歧视，而是满怀热情教育他们；同时也是以他们衬托、对比新一代农民的先进：因此，整个作品给人的感觉不是沉闷压抑，而是活泼明朗。除此以外，王铁的《摔龙王》，洪林的《李秀兰》写部分群众克服迷信思想和不爱劳动的习惯，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摔龙王》的缺点是故事情节比较冗繁，语言也不够精炼。《李秀兰》比较凝炼；作品通过主人公的转变还反映了年轻农民在翻身后应如何正确对待生活的问题。他们有的错误认为，翻了身就应该痛痛快快地“乐一乐”，而不象老一代农民看问题那样深沉清醒。从这一意义上，《李秀兰》提出的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另外，袁毓明的《由鬼变人》虽然主题比较积极，写一个大烟鬼二流子的转变，表现了新社会改造人的传大力量，作品政治意义较大，但情节提炼不够，人物转变也显得有些简单。

    党的干部作风和干群关系，也是一些短篇小说表现的一个主题，从这一侧面可以见出解放区农村的生活面貌。王若望的《吕站长》、俞林的《老赵下乡》，写的都是工作干部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发动群众判有许多合理因素，在西方马克思中有很大影响。，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开展生产运动和阶级斗争。吕站长和老赵都不搞形式主义，没有官僚架子，不生硬贯彻上级指示，随进随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他们调查研究，善于发现问题，摸透了群众的心，是好的基层干部的代表。洪林的《莫忘本》则写一个出身长工、曾被群众夸奖为“明晃晃的金豆子”的村干部，由于工作有成绩页开始骄傲起来，逐渐脱离群众，并在群众面前摆起官架子。他有一句话很说明他的问题：“什么民主不民主，大家都说，就成了乱主了。老百姓天生的奴隶性，不带点压迫就办不成事”。——这实际是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思想的残余。群众因此在背后议论他：“孙猴子上了天——忘了自己是那块石头里蹦出来的了”。经过上级和群众的教育，她反省自己，认识到应该记住一句话：“不要忘了老百姓”，最后在群众的欢迎下纠正了缺点，洗去了身上的灰尘。这一类作品总的说来虽然艺术加工不够，显得有些粗糙，但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对干部群众都起了较大的教育作用。

    反映人民武装斗争，表现农民群众积极勇敢、大公无私、不怕牺牲地支持和参加革命战争，也是这一时期解放区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主要特点，主要倾向。无论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武装斗争是革命的最高形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纳卡〔larnaca〕）。用唯心主义观点改造了赫拉克利特的，人民武装的主力就是农民；不管是在前方后方，农民都是人民战争的主要参加者。许多直接描写革命军队生活的作品，从广义上讲，也是反映了农民在革命战争中起的重大作用。在这方面，解放区的短篇小说确实是真实地、艺术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情况。写成较早的邵子南的《地雷阵》就是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邵子南(1916—1955)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写作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