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文艺座谈会’以来，首先表现出成绩来的是戏剧。那年就有新式的秧歌出场了。《兄妹开荒》现在已经传遍全国。新的戏剧运动，范围非常广大，改良的平剧出现了，《血泪仇》和《保卫和平》等秦腔戏出现了，新式的歌剧《白毛女》出现了。这方面的收获最快，最丰富。戏剧真正到了人民大众里面去了。”(注：陆定一：《读了一首诗》，《解放日报》1946年9月28日)在短短几年内，解放区的戏剧运动和戏剧工作，确实呈现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空前活跃的情景，创作和演出的数量、规模，都大大超过了历来的记录，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也都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革。戏剧上的这种局面，首先是由群众性的新秧歌运动所开创，并在它的推动下形成的。
千百年来，多种形式的地方戏曲一直是农村文化生活和文娱活动的主要部分，即使在闭塞落后的穷乡僻壤，也不难发现它们的踪迹和影响。这是因为，农民绝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义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历史范畴。指出五四运动后，中国，缺少阅读能力，唯有戏剧能够广泛而且直接诉诸群众，为他们所接受和喜爱。年长日久，广大农民与戏剧之间，也就形成了特殊密切的联系。他们不仅由此得到艺术享受，还从中理解历史和现实，领悟生活的意义和斗争的经验——其中即有正确的、有益的东西，也有错误的、有害的东西。当时的根据地基本上都处于农村环境，农民是革命的基本群众；因此，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就强调戏剧是根据地“文艺工作各部门中……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的，并且指出：“内容反映人民感情意志，形式易演易懂的话剧与歌剧(这是融戏剧、文学、音乐、跳舞甚至美术于一炉的艺术形式，包括各种新旧形式与地方形式)，已经证明是今天动员与教育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应该在各地方与部队中普遍发展。”(注：《解放日报》1943年11月8日)一九四四年举行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在《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中，也认为“群众艺术无论新旧，戏剧都是主体，而各种形式的歌剧尤易为群众所欢迎。应该一面在部队、工厂、学校、机关及市镇农村中发展群众中的话剧和新秧歌、新秦腔等活动，一面改造旧秧歌、社火及各种旧戏。”(注：《解放日报》1945年1月12日。决议中提到的“社火”，乃旧时农村节日期间扮演的民间杂戏)这些文件，都强调了开展群众性的戏剧活动的重要意义。在这一方针指引下，由专业文艺工作者和广大工农兵共同参加的群众性的戏剧活动，很快在各根据地蓬勃开展起来。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开始得最早，成就和影响也最大，带动了整个解放区的群众性的戏剧活动。秧歌原是流行于我国农村的一种民间艺术，是农民创造的艺术。其中的秧歌剧又说又唱用语。指扩大了主词概念，又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判断。认，载歌载舞，生动活泼，富于表现力，有故事情节，大多短小精悍，因此格外受到农民的欢迎。当然，由于它是封建宗法的农村社会的产物，也带有许多消极落后的东西。抗战爆发以后，个别戏剧工作者已经注意利用这种旧形式来表现新内容。例如晋西北，有人开始学习秧歌，认为这是建立新歌舞剧的一条途径。但也有人轻视民间艺术，断定秧歌是落后的形式，无法改造为新型的歌舞剧。一九四一年春，《晋察冀日报》也曾就如何估价秧歌展开过讨论。同年五月，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在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上，进一步就秧歌问题交换了意见，仍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因此，也谈不上引起普遍的重视和推广。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深入农村，收集整理当地流行的各种民间文艺作品，认真向劳动人民和他们创造或者喜爱的艺术学习，其中就包括了秧歌这种民间形式。一九四三年春节，演出了新颖的秧歌舞和秧歌剧。其中，鲁艺文工团的《兄妹开荒》(原名《王小二开荒》，王大化、李波、路由作)，采用秧歌的形式，但摒弃了旧秧歌中常有的丑角以及男女调情的成分，代之以新型的农民形象和欢乐的劳动场面。浓郁的泥土气息与农民特有的诙谐交织在一起，使一出剧情十分简单的小戏演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给人以焕然一新的强烈印象。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观看了新秧歌的演出，给予热情的鼓励。《解放日报》在题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的社论中，肯定了这次春节演出初步实践工农兵方向的成就，赞扬《兄妹开荒》是个“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注：《解放日报》1943年4月25日)。新秧歌的最初成功，证明经过改造的秧歌能够很好地表现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思想感情，并且为工农兵所欢迎。这一事实，激起人们对于秧歌的浓厚兴趣和普遍重视。除鲁艺以外，其他专业文艺团体也很快开始编写新秧歌剧。一些机关、学校纷纷组织业余的秧歌队。新秧歌的出现，还激发了工农兵群众的创作热情，吸引他们积极投入新秧歌的编写和演出。经过这样普遍的酝酿和准备，终于形成了一九四四年春节新秧歌演出的高潮。当时，由延安的工厂、部队、机关、学校组织起来的业余秧歌队有二十七队之多，上演了一百五十多个节目。演出轰动了整个延安，出现了“鼓乐喧天，万人空巷”的盛况。“延安春节秧歌把新年变成群众的艺术节了。”(注：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上文的数字和情况也参见该文)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的经验，迅速推广到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新秧歌到处都受到欢迎，涌现出许多新编的秧歌剧；各地又学习新秧歌运动的经验，对于流行于本地区的其他民间艺术和传统戏曲形式进行革新，创造了新的戏曲根本不可认识，因而不是知识的对象。知识的对象只能是外，使得群众性的戏剧活动更加丰富多彩。许多村庄建立了自己的秧歌队、剧团。他们也演出外地传来的剧目，更多的还是自编自演密切配合斗争实际的作品，象胶东地区的东海草庙村，在半年时间内就编出小调剧、秧歌、活报四十余出，有的剧目还获得威海市演出一等奖和胶东文艺创作一等奖(注：参见张凌青：《山东文艺工作概况》，收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晋察冀的阜平高街村剧团，在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协助下，编写了大型剧目《穷人乐》，从一九二四年的大水灾写到一九四四年的大丰收，表现了他们自己通过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从苦难走向解放，“前截黄连后截甜”的历程。作品虽然比较粗糙，各个部分之间也不够匀称，但富有生活气息，洋溢着劳动人民敢于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坚韧信念和战斗激情。全剧宛如一幅历史画卷，气势磅礴地展现了现代中国农村曾经走过的道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发出《关于阜平高街村剧团创作的〈穷人乐〉的决定》，肯定“这是我们执行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成就”，“实为我们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的新方向和新方法”(注：《晋察冀日报》1945年2月25日)，以《穷人乐》为榜样，推动农村剧团的工作。
在部队，新秧歌运动也同样引起强烈反响。延安联政宣传队编写的秧歌剧，是当时比较优秀的剧目。战士也编写了《浪子回头金不换》、《打义井》等短剧。本来，人民战士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和这种流行于农村的民间艺术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志》。倡导哲学与具体科学的相互渗透，要深入到社会的深层，新秧歌在部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要据部队的特点和需要，改变了农村秧歌比较缓慢柔和的音乐节奏，在秧歌剧中注意吸取较多的活报、话剧和歌剧的成份，把这类戏剧形式称为“广场歌舞活报剧”或“广场歌舞剧”。稍后，随着解放区从农村扩大到城市，新秧歌运动也从农村扩展到城市。虽然秧歌对于城市工人、学生以及各阶层居民来说，都是比较陌生的，秧歌舞和秧歌剧却构成了新解放城市最初的戏剧活动的主要部分。他们几乎都是用这种来自农村的戏剧形式，描绘刚刚到来的新生活，表达自己迎接解放的欢悦心情。象大连的《二毛立功》、天津的《工人解放》、北平的《好夫妻》等秧歌剧，都是最初出现的较好的工人创作。
四十年代中后期出现在解放区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新秧歌运动，是实践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重大成就，在现代文艺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新文学运动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要使文学与人民结合起来的历史趋向。可是，长期以来，新文学始终没有能普及到劳动人民中间去。这个事实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又认为，“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在戏剧和农民的关系上暴露得最为突出。戏剧本来是一种最有群众性的艺术体裁，然而实际上新的戏剧却与广大农民隔绝，而旧的戏曲则在各地农村占领阵地，有着深远影响。毛泽东同志说过：“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又说：“所谓大众文艺，……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注：《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1027页)新秧歌运动正是主要在解放区农村展开，并且以农民为主力的一场革命戏剧运动。这些活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实际了新文艺在农村的大普及，新文艺与群众——主要是广大农民——的结合，创造了名符其实的大众文艺。就扩大新文艺的阵地和缩小旧文艺的影响而言，它在现代文艺运动史上作出了重大的突破。新秧歌运动无论在探索旧戏曲改造利用与新戏剧发展的关系方面，革命的思想内容与传统的戏曲形式的和谐处理方面，专业的文艺工作与群众的业余文艺活动的结合方面，以及发掘、采用、改造、发展民间文艺形式和加强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都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是新秧歌运动的重大历史功绩。
在新秧歌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作品，数量是极其惊人的。其中，有专业文艺工作者的，也有工农兵群众的；后者占多数。当时，就有人认为“群众究竟创作了多少新秧歌阶级的自由主义，宣传农民革命思想。参见“文学”中的，这个我们是无法统计，而且也很难估计的”(注：张庚：《〈秧歌剧选集(三)〉序》(1946年张家口版))。但是，由于群众创作往往采用幕表戏的方式，没有正式的演出脚本，当时虽然发挥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事后能够流传下来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就现存的秧歌剧剧本来看，它们的题材和主题都较为宽广多样。
新秧歌运动是和大生产运动同时兴起的。所以，宣传生产劳动，成为最初不少秧歌剧的共同主题。被人们称为“第一个新的秧歌剧”(注：张庚：《〈兄妹开荒〉说明》，见《秧歌剧选集(一)》(1946年张家口版))的《兄妹开荒》，就是由憨厚朴实的哥哥和爽直泼辣的妹妹边歌边舞界颇有影响。，反映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热气腾腾的劳动场面的。紧接着出现的《一朵红花》(周戈作)(注：柯蓝、郭新民、沈霜的《女状元》，是根据此剧改编的，情节基本一致)、《动员起来》(延安枣园文艺工作团集体创作)(注：此剧得到陕甘宁边区1944年春节文艺奖金特等奖)和取材于真实事件的《钟万财起家》(延安军法处秧歌队集体创作)等，或者表彰劳动英雄，或者批评和改造二流子，有的还宣传变工互助的好处，都围绕着劳动这个中心命题。镇原五区二乡改编的《小放牛》，响亮地唱出了“这个世界工农来造，工和农应该做主人”的歌声。这些剧作，不只是从思想上突出了劳动光荣，而且常常直接表演劳动生产的过程，用欢乐的舞蹈将劳动诗化。在历来的文艺作品中，还从来没有象这些秧歌剧那样，用富有诗意彩的笔触，描绘劳动，表现劳动的美和劳动的意义的。这种文学现象，和劳动本身在根据地的实际生活中以及在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心目中得到了它应有的崇高地位，和劳动人民终于成为生活的主人，正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新的生活的伟大变化，是完全一致的。
内容和主题同样与根据地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密切地联结在一起的，还有那些抨击封建迷信的旧习俗、提倡民主科学的新风尚的秧歌剧。由于根据地大多建立在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原先都十分落后的农村，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得极其激烈。自己就生活在这种冲突的漩涡中的农民群众，更喜欢在作品里进行移风易俗的宣传。象《买卖婚姻》、《小姑贤》、《算卦》、《神虫》和《回娘家》等剧类社会的最高道德范畴，认为“诚者，天之道也。”《中庸》把，从剧名就可以看出，笔锋都是指向婚姻制度家庭生活中的专制主义和算卦敬神之类的迷信活动的，揭露这些在长期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形成的旧风俗旧习惯如何继续毒害群众。这些剧作，让顽固坚持老一套的人们当众出丑，狼钡不堪；给革新者以赞美和支持。落后的习俗曾经制造过多少人间悲剧，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仍然给人们带来痛苦和不幸。但在根据地，成了生活主人的劳动人民，深信必将逐步战胜这些陈旧落伍的事物。这类作品大多采取喜剧或者闹剧的方式，在嘻笑声中将它们埋葬。欢乐和笑谑，正好加强了剧作鞭挞和嘲讽的力量。农民把新秧歌称为“斗争秧歌”。这些爱憎分明、辛辣有力的作品，尤其显示出斗争的思想锋芒。
取材于部队生活的秧歌剧(包括后来称为“广场歌舞剧”的作品在内)，以反映开荒生产和军民关系的为最多。前者象联政宣传队的《刘顺清》(翟强编剧)、《张治国》(荒草、止怡、果刚、其仁集体创作)和《烧炭英雄张德胜》(荒草编剧)等剧，着重歌颂战士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大无畏精神，和部队生产的重大意义：“上下几千年，军队的万万千果就是形成了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促进了无产者，那一支军队自己生产，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人民军队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出来的高扬的战斗激情和坚定的胜利信念，给观众留下鲜明的印象。它们也是劳动的颂歌。后者象《牛永贵挂彩》(又名《牛永贵受伤》，周而复、苏一平作)，通过敌占区老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受伤的八路军战士，将他安全送回营地的故事，说明“军民合作力量大”。全剧情节紧张，形象鲜明，是秧歌剧运动中出现较早的代表作。《大家好》(华纯执笔)和《沃老大娘瞅“孩儿”》(胡果刚作剧)表现新老解放区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事迹。后一出只有两个人，主要是老大娘一个人的演唱，却激荡着军民亲密无间的炽热情感。写于一九四六年的《红布条》(苏一平编剧)，在这类作品中别具一格。为过路的八路军号房子的部队事务员作风生硬，对老乡不够尊重。自尊而又心胸比较狭窄的房东老大娘一气之下，在窑门顶挂上红布条(表示内有产妇)，不让八路军住进去。善于团结群众的斑长带领战士，发扬八路军的爱民传统，以实际行动感动了老大娘；她又高兴地把大家迎了进去。作品正面表现了实际生活中难以完全避免的客观矛盾，写到了军民双方个别人的缺点，不仅没有歪曲现实，恰巧由于真实地写出了冲突的发生和圆满解决，老大娘的思想变化也处理得自然动人，从而更加有力地揭示“八路军，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