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吸引人们注意力的部分。他当时的艺术方法带有曾经流行于西欧的印象主义的明显影响。写作较迟的《还乡杂记》，说明作者经过生活鞭子的打击，开始从幻想转向了现实世界。他通过自己的见闻和回忆，描写家乡四川一角的悲惨景角。“这在地理上被称为肥沃的山之国，很久很久以来便已为饥饿、贫穷、暴力和死亡所统治了。无声的统治，无声的倾向灭亡。”(《树阴下的默想》)《还乡杂记》是何其芳的思想和创作一个新的起点，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情感粗起来了，它们和《画梦录》中那些雕饰幻想的东西是多么不同啊。”(注：《还乡杂记》代序：《我和散文》)这时，代替了原先好种“颜色”和“图案”，打动读者的已经是作家对于黑暗现实的谴责和鞭挞了。
李广田著有《画廊集》、《银狐集》，他大多“写了一些在旧社会受折磨和没有出路的人”(注：《〈散文三十篇〉序》)。我们从中看到处处受人欺侮和捉弄的问渠君，因曾谈起过“关于革命的意见”，而终于“送掉了性命”(《记问渠君》)；满身驮负重载的老渡船，在各种屈辱中渡过自己的人生历程(《老渡船》)；在山涧采花出卖的哑巴语义哲学以语义学作为哲学分析基本工具的哲学学说。，为了生活，并不因为父兄都死亡山涧而不断承父兄的事业，仍需把自己的生命挂在万丈高崖之上(《山之子》)。作者说：“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注：《〈画廊集〉题记》)这使他以很多笔墨描写故乡山东的风物和自己早年的生活，并在字里行间蕴藏着真挚的爱憎。作者长于刻划人物，笔下一些平凡其至卑微的人物，都有个性的特征。文风自然浑厚，于亲切中略带忧郁。和何其芳一样，他的创作趋势，“渐渐地由主观抒写变向客观的描写一方面”(注：《〈银狐集〉题记》)。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人民生活的日益困苦，把他们逐步地、不同程度地卷进了斗争的漩涡。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又为他们创作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当时以写作抒情散文著称的，还有陆蠡(？—1942)和丽尼等人。陆蠡在抗战前写有《海星》、《竹刀》二集，文字清新委宛，对不合理的旧世界时时提出直接的控诉。《水碓》(《海星》)一文描叙被水碓捣成肉酱的童养媳的悲惨故事；《哑子》(《海星》)勾画了一个“天生的不具者”，一个受人剥削、践踏而诉告无门的劳动者的遭际；在愤激的语调里认识活动的特点及过程作了考察。把唯物论和无神论相结合，，表达了作者热爱劳动人民的正直心灵。一九四年出版的《囚绿记》，写在“异族的侵凌，祖国蒙极大的耻辱”(《池影》)的时候，而作者那时又留居在已成“孤岛”的上海，字里行间更是洋溢着“寂寞”和“激怒”的感情。文笔朴素，而清婉动人。陆蠡于一九四二年被日本法西斯强盗杀害。丽尼的散文集《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抒发了阴暗的时代给作者带来的苦闷，其中充满了“个人的眼泪，与向着虚空的愤恨”(注：《〈黄昏之献〉后记》)，于低徊忧悒的笔调中回荡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如《鹰之歌》等篇)，文字清丽，但缺乏具体描绘，有时不免给人以空泛与雕砌之感。
这一时期发表散文较多的另一位作家，是丰子恺(1898—1875)。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何其芳等人的作品受有较明显的外来影响，丰子恺的散文则更多的继承了我国传统散文的一些长处。他在一九三一年出版了《缘缘堂随笔》，以后又有《缘缘堂再笔》和《车厢社会》等问世。他的早期散文，或则赞美儿童的天真和歌颂人格的完整二律背反德国哲学家康德用语。指两个相互排斥的命题，，想“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缘缘堂随笔·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或则怅叹宇宙的无穷和时光的流逝，将“宇宙间人的生灭”比作“犹如大海中的波涛的起伏”(《缘缘堂随笔·阿难》)。这些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了对虚伪骄矜的社会风习的不满，状物写神，娓娓动听，但又往往只能引导读者避开现实，在幻想的空中楼阁中暂时忘却身边的尘垢和荆棘。稍后的散文具有较多的社会内容，描画了一些可喜可悲的人物和事件，如《三娘娘》(《车厢社会》)一篇，对城市底层人民艰苦的劳动生活寄寓了深厚的同情。于朴实平淡之中，写出一些耐人咀嚼的情景和事件，是丰子恺散文的艺术特色。
报告文学是在我国人民抗日救亡斗争中新兴的一种文学样式。它不同于杂感的偏于说理，也不同于散文的侧重抒情，它是文艺性的记事，用对事件的描述来表达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它以素描的手段将剧变中的社会生活迅速展示在读者面前，有助于人们及时认识现实。
“左联”对报告文学大力提倡。在一九三年八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左联”执委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提出了参考和采用“西欧的报告文学”形式“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的任务。“九一八”后，在报刊上开始出现一些短小的反映人民抗日斗争的报告性作品，《文艺新闻》刊载了《给在厂的兄弟——关于工厂通讯的任务与内容》、《报告文学论》等提倡和介绍报告文学的文章。《北斗》上也发表了有关报告文学理论的译文。这可以说是我国报告文学的萌芽时期。“一二八”战争发生，很多进步作家到前线去，写了不少反映战争情况的报告，刊载于《烽火》(《文艺新闻》战时特刊)和《北斗》等杂志上，执笔者有郑伯奇、适夷等和一些业余的文艺青年。还有一些报导收在《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一九三二年四月出版)一书里。随着反帝运动的开展，报告文学与“文艺通讯员运动”结合，作者和题材范围更加扩大，参加写作的有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店员；人民大众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的灾难和反抗成了描写的主要内容。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活的记录》一书，就是各地较好的报告文学作品的选辑。在本时期最后两年内，由于抗日运动的高涨和“国防文学”的倡导，加之捷克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基希《秘密的中国》和墨西哥人爱密勒《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中译本先后发表，进一步促进了报告文学的发展。一九三六年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和稍后由梅雨主编的《上海的一日》，所收辑的文章都是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写成的。茅盾在《中国的一日》的《序》里指出：“在这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着的‘横断面’上，我们看出了乐观，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大众的觉醒；因为一面固然是荒淫与无耻，然而又一面是严肃的工作！”这些作品，确实相当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面貌。
本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优秀的作品。一九三六年六月，夏衍的《包身工》(注：载《光明》半月刊创刊号)发表。这是一篇真实地反映上海日本纱厂里一群失去人身自由的女工们的非人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这里“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烂熟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地服务着的十五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作者着重地描写了其中一个外号“芦柴棒”的青年女工惨绝人寰的遭遇，有力地控诉了日本资本家及其帮凶——工头们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他还警告喝血自肥的殖民主义者要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预言黑暗的日子必将消逝，“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可推拒的”。这篇作品是经过社会调查写出的，因为题材的现实性，作家的笔端又饱含着愤怒的感情，所以能在生动具体的描画里唤起读者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烈仇恨。
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辛辣的讽刺和浓郁的抒情笔调，逼真地写出了山西反动统治者在“防共”措施下所造成的“流言所播，草木皆兵”的情景。人们在春天里感受不到春天的温暖，周围布满了“恐怖的氛围”。作品对反动军阀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鞭挞，也是本时期一篇较好的报告文学。它同《包身工》一样，克服了过去报告文学只偏重于报导事实而不注意艺术加工的缺点，标志着我国年轻的报告文学的显著进步。报告文学在抗日战争时期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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