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满族，出身寒苦。他从小就熟悉城市贫民的生活。自己的切身经历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中耳闻目见的各种不合理现象，激起他对于社会恶势力的愤懑和对于生活在底层者的同情。这些给他创作的选材和命意以深刻的影响。“五四”文学革命唤起老舍对于新文学的兴趣，他曾经练习着写过小说。但正式开始文学生涯，是在一九二四年去英国教书以后。那时，由于学习英文，读了不少英国小说；客居异国的寂寞，又使他时时落入对“国内所知道的一切”的追忆中。将其中一些事件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就是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接着又写了《赵子曰》和《二马》。这些作品在《小说月报》上陆续发表以后，以其文笔轻松酣畅，引起读者的注意。《老张的哲学》描写恶棍为非作歹，拆散两对青年的爱情，把他们逼得死的死，跑的跑，在嘻闹的气氛中演出的却是一出悲剧。《二马》的用意原在对比中英两国民族性的不同，但在一连串笑谑中显示了海外侨胞受人歧视的处境。它们都涉及严肃的课题，对社会黑暗有所揭露。不过，老舍当时抱着“立意要幽默”和“看戏”的态度从事写作(注：《我怎样写〈赵子曰〉》)，他并没有有意识地在这些方面多加挖掘发挥，却从欺压者的恶行和受害者的不幸中寻求笑料，让对于前者的愤慨和对于后者的同情被笑声所冲淡以至于淹没；设刺减弱了力量，幽默也近乎油滑，不免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在艺术表现上有时也流于浮泛和枝蔓。这些弱点，在取材于大学生生活的《赵子曰》中，表露得尤其明显。正如老舍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注：《我怎样写〈赵子曰〉》)这部小说用嘲讽的笔调，对“五四”以后的学生和学生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一九三年，老舍从英国回国，途中在新加坡逗留半年。在这个当时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看到更多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的事实，并从青年学生探索革命的热诚中感受到东方革命浪潮的澎湃。尽管他并未充分理解这一切，而且对于革命抱着旁观的态度，但却推动他更加关切祖国的命运，并在所写的童话《小坡的生日》中表达了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回国以后，在济南教书。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社会动乱不宁，人民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又促使老舍对于许多问题重新加以考虑；这一思索和探求的过程，在他的创作中留下明显的痕迹。
回国后的第一部作品是《大明湖》。这部小说以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挑起的“五三”惨案为背景，据老舍自己说：“《大明湖》里没有一句幽默的话，因为想着‘五三’。”(注：《我怎样写〈大明湖〉》)这部作品因原稿被焚于“一二八”沪战炮火，未能和读者见面。一九三二年所写的《猫城记》，本是作家有感于“对国事的失望”而写的(注：《我怎样写〈猫城记〉》)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写于1950年6—7月，却显露了不少问题；小说对于黑暗现实固然比之早期作品有较多的批判，同时却严重歪曲人民革命运动，并错误地嘲笑了革命者。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老舍对于政治采取旁观以至厌恶、嘲弄的态度，对革命的政治更是缺少认识；尽管他痛感社会的黑暗和不平，但对变革这样的现实的革命运动，却又抱有怀疑。他在作品中曾经多次流露过对于革命斗争和革命者的错误认识；而《猫城记》则是集中地暴露出这一点。小说发表后不久，老舍就公开表示：“《猫城记》，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它毫不留情面地显出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注：《我怎样写〈猫城记〉》)一九三四年的《离婚》，透过在反动政府任职的一群公务员灰色无聊的生活图景，间接地暴露出官僚机构的腐败，后半部还侧面地揭示了特务制度的罪恶。老舍立意使这部长篇“返归幽默”(注：《我怎样写〈离婚〉》)；但这些部分大多不再是外加的笑料，而是有助于主题的表达。对于书内人物自私、庸俗、苟且偷安、相互倾轧等等，虽然讽刺得不够有力，却在含泪的微笑中作了批判，发挥了幽默的效用。这是一部有较多现实内容和积极意义的作品，显示出他向前摸索的努力。
一九三二年以后，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从这时到一九三六年以前所写的，大多辑入《赶集》、《樱海集》、《蛤藻集》。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注：《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广大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劳，如《热包子》、《爱的小鬼》等；不久就陆续写出含意严肃的作品。《柳家大院》勾勒出北平大杂院内贫民痛苦生活的画面；《牺牲》揭露了一个留美回国的买办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月牙儿》写下母女两代受生活逼迫，堕为暗娼的悲惨遭遇；《上任》描绘上匪头子当了保卫地方治安的稽察长，继续和各路土匪来往的罪恶勾当：从不同的角度鞭挞社会恶势力，或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鸣不平。《黑白李》和《月牙儿》还摄下革命者的侧影，寥寥几笔，却也点染出他们正直的品质。这些短篇比之早期的长篇，题材开阔，倾向鲜明，文字结构也较前精炼紧密，思想上艺术上都有进展。此外，象《马裤先生》、《善人》，用漫画式的笔法，突出市侩和伪善者的丑态，发挥了讽刺的力量；《老字号》、《断魂枪》着力于人物内心的刻划和生活氛围的渲染，从中闪现出时代变动的投影，和原先一些辞气浮露的作品不同，耐人咀嚼回味，又都显示了老舍不同的艺术手腕和成就。一九三五年五月，老舍在辑集《樱海集》时，说明他的短篇小说风格上的变化“与心情是一致的”(注：《樱海集·序》)。随着对于祖国深重灾难有了较多的认识，他的作品的风格和内容确实是在逐渐发生变化。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老舍先后发表长篇《骆驼祥子》和中篇《我这一辈子》；前者以人力车夫为主，后者是巡警的自叙，写的都是他所熟悉的北京贫民生活。《骆驼祥子》是他的优秀代表作，而且标志了老舍的创作进入新的阶段。
《骆驼祥子》真实地描绘了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祥子来自农村，在他拉上租来的洋车以后，立志买一辆车自己拉，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他所轻力壮，正当生命的黄金时代；又勤苦耐劳，不惜用全部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在强烈的信心的鼓舞和支持下，经过三年的努力，他用自己的血汗换来了一辆洋车。但是没有多久，军阀的乱兵抢走了他的车；接着反动政府的侦探又诈去了他仅有的积蓄，主人躲避特务追踪还使他丢了比较安定的工作；虎妞对他的那种推脱不开的“爱情”又给他的身心都带来磨难。迎着这一个又一个的打击，他作过挣扎，仍然执拗地想用更大的努力来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愿望。但一切都是徒然：用虎妞的积蓄买了一辆车，很快又不得不卖掉以料理虎妞的丧事。他的这一愿望“象个鬼影，永远抓不牢，而空受那些辛苦与委屈”；在经过多次挫折以后，终于完全破灭。他所喜爱的小福子的自杀，吹熄了心中最后一朵希望的火花，他丧失了对于生活任何企求和信心，从上进好强而沦为自甘堕落：原来那个正直善良的祥子，被生活的磨盘辗得粉碎。这个悲剧有力地揭露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行。
祥子是一个性格鲜明的普通车夫的形象，在他身上具有劳动人民的许多优良品质。他善良纯朴，热爱劳动，对生活具有骆驼一般的积极和坚韧的精神。平常他好象能忍受一切委屈，但在他的性中也蕴藏有反抗的要求。他在扬宅的发怒辞职，对车厂主人刘四的报复心情，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他一贯要强和奋斗，也正是不安于卑贱的社会地位的一种表现。他不愿听从高妈的话放高利贷，不想贪图刘四的六十辆车，不愿听虎妞的话去做小买卖，都说明他所认为的“有了自己的车就有了一切”，并不是想借此往上爬，买车当车主剥削别人；他所梦想的不过是以自己的劳动求得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这是一种个体劳动者虽然卑微、却是正当的生活愿望。作品描写了他在曹宅被侦探敲去了自己辛苦攒来的积蓄以后，最关心的却是曹先生的委托，就因为曹先生在他看来是一个好人；还描写了他对于老马和小马祖孙两代的关切，表现出他的善良和正直。他的悲剧之所以能够激起读者强烈的同情，除了他的社会地位和不公平的遭遇外，这些性格特点也起了无法磨灭的作用。象这样勤俭和要强的人最后也终于变成了头等的“刺儿头”，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就格外清楚地暴露出不合理的社会腐蚀人们心灵的罪恶。作品写道：“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有一些公理。”又说：“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