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介亭杂文》共三集，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同时出版。前两集由鲁迅亲自编定，后一集里部分稿件也经集中，其余则由夫人许广平代为辑成。这些杂感不仅技巧圆熟，论证丰富，而且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也大都经过融会贯通，遵循杂感的特点结合在具体的内容里，符合于中国成语的所谓“深入化境”，在艺术上表现了突出的简约严明而又深厚朴茂的风格。

    《且介亭杂文》收录写于一九三四年的短评以外的杂感，形式既比《花边文学》多样，内容也不限于社会批评。当时溥仪已在关外称“帝”，随着天羽独占中国的声明的发表，日本侵略者深入华北“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中，占领区不断扩大，红军北上抗日，蒋介石对内踌躇满志，对外进一步准备屈服，授意他的部属写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一文，向侵略者乞求和平。因循苟安的思想在一部分人头脑中滋长。鲁迅博采史实，旁敲侧击，以更加巧妙的方法向侵略者及其奴才们进攻。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宣传的“王道”，鲁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入侵者总是一面到处焚掠，一面侈言“王道”，他们其实是火神扮成的“救世主”，把起来反抗的人称为“顽民”，“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注：《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衣冠之族”里有“伏匿”终身的人，也有“唱赞道引”的人，后者认为新的主子果然要实行“王道”子，于是乎明“儒术”，布“儒效”，自以为“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注：分别见《儒术》、《隔膜》两篇)；他们相信“陛下”“爱民如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天下哪有征服者真的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的呢？文字狱的大量材料证明，结果还是被“杀掉”(注：分别见《儒术》、《隔膜》两篇)。在《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里，鲁迅进一步以抒情的笔调，生动的故实，描绘了被奴役的命运，揭开“韵事”里面的惨痛，“艳传”背后的耻辱，说明“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象活在人间。”鲁迅要求人们从历史里得出教训，面对残酷的现实，向国内外的压迫者抗争。在他看来，寻求生存的唯一道路是战斗，中国人民本来就具有英勇不屈的传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里，鲁迅指出我国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只有他们才是民族的真正的力量。文章唾弃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一小撮追随者，而把希望寄托于大多数中国人，寄托于这大多数中国人的代表。它又进一步暗示：到了三十年代，即使这个力量还是“被摧残，被抹杀”，以至被逼转入“地底下”，却仍然在“前仆后继的战斗”。

    掌握复杂的阶级关系是鲁迅衡人论世的准则。但他并不生硬地搬引这个准则，只是在铺陈事理的时候，略作提示，使读者心领神会。在《说“面子”》里，他指出外国人说中国人“爱面子”性”，否定人性不变之说。又以为历史之变迁自有其“势”、其，但上等人的“面子”和下等人的“面子”不同，“例如车夫偷了一个钱袋，被人发现，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捞一批金珠珍玩”，却会用各种手段保全自己的“面子”，因而在这些人身上，“爱面子”其实已经和“不要脸”混了起来。在《运命》里，又指出外国人说中国人“信运命”，但负有“定人心”之责者的所谓运命也和一般人所谓运命不同：前者利用运命作为“灭亡之际”推诿责任的“不费心思的解释”，归一切于“命中注定”；后者虽然相信运命，而又确认这“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事情。这类似的现象中区别不同的本质，这是鲁迅思想深刻的地方，所谈的现象愈是普遍，也就愈需有独到的见地。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还对儿童教育、连环图画、利用旧形式、制定新文字等等发表意见，对“第三种人”以及各种各样文坛上的鬼魅继续进行揭露和追击。在迅速取得反应和立即扫荡“有害的事物”这点上，充分地表现了杂感的确“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注：《且介亭杂文·序言》)。一九三四年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且介亭杂文》里占有相当数量的篇幅。在这些文章里，鲁迅既肯定了普及的东西可以提高，也强调了继承的目的在于革新。当文艺大众化转入大众语的讨论时，他在《自由谈》上连载了有名的《门外文谈》，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全面地论述了语言和文学的起源与发展。和专家们的主张不一样，鲁迅认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原因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这是一个独创性的论断，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根据历史的趋向指出文字应该为群众所掌握，并接下去说：“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的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娄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以群众的创造解释了艺术的现象，要求“觉悟的读书人”回过头来为群众服务。文章对个人与群众关系的正确阐述，可以移用到一切工作上。

    一九三五年写的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的杂感，是对文化现象和文学活动的比较集中的批评。从社会舆论到新闻报道，从书籍出版到钢笔生产，从漫画到木刻，从讽刺到传奇抽象同一性又称“形式的同一”。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否，涉猎广泛，持论精到。然而作为鲁迅当时注意的中心，却是对文艺领域内不良习气和消极趋向的斗争。针对周作人、林语堂、施蛰存以及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学士们的活动，他写了不少意义深长的杂感。《隐士》、《“寻开心”》嘲讽了谋隐闹市和玩世不恭；《“招贴即扯”》、《逃名》揭发了曲解古人的贻羞同文；《“京派”和“海派”》、《文坛三户》、《从帮忙到扯淡》进一步暴露了“文人无文”的事实，指出“京派”和“海派”已经合流，“破落户”和“暴发户”也互相交融，于是在“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之余，忽而主张“本位文化”，忽而提倡“读经救国”，有“帮闲之志”而无“帮闲之才”，其结果无非是“扯淡”而已。在七篇论“文人相轻”和八节《“题未定”草》里，鲁迅又从理论上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但也仍然有申说，有驳难。他主张文人需要别是非，明爱憎，不应该“圆通”，“随和”，“贵古而贱今，忽近而图远”；反复地批评了“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这界”的倾向，批评了“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的精神状态。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大量材料论述了过去时代的文学现象，扬幽发伏，纠正了历来对蔡邕、陶潜、袁宏道的看法，保卫了战斗的传统。鲁迅反对以偏概全，反对以“摘句”论断“全诗”，对选家们以个人好恶糟蹋古人提出强烈的抗议。在他看来，立“虚心平气”为选诗的极境，就和以“并不自立意见”为作史的极境一样：说得出，却做不到。例如张岱，曾主张选文造史，必须持平，而在论东林党的时候，却又立足于“东林虽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东林者虽多小人，然亦有正士”；貌似公允，骨子里却是“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鲁迅认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当时统治阶级正在制造混乱，思想界又大都浑浑噩噩，——“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鲁迅的这些文章，不但为文艺批评树立了严正的标准，还从思想方法上锻炼了读者，使他们别是非之界，明取舍之道，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至于行文的恣肆跌宕，回旋俐落，摆事实，讲道理，作为思想战线上理论斗争的一种形式，七“论”和《“题未定”草》又都以其缜密和周详而成为出色的范例。

    鲁迅在书前的《序言》里说：“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迫压，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顾炎武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哲学上赞同张载“气一，也无一不被禁止。”其实触及国事的决不止这两篇，因为政治毕竟是鲁迅关心的问题。譬如用日文写的《陀思妥夫斯基的事》，鲁迅自说这篇文章是要阐明：“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这就直接答复了日本侵略者提出的“日中提携”、“共存共荣”的问题：被压迫民族决不能同正在侵略的民族和平共居。在《“题未定”草》的最后一节里，鲁迅以北平居民纷纷慰劳“一二九”运动中被警察袭击的游行学生为例，热情充沛的赞扬了他们，他说：“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他分析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这便是革命的柱石。“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这里又对国民党反动派作出了答复，表现了作家对人民力量的信任和对革命未来的乐观。在三十年代乌云弥漫、波涛汹涌的日子里，中国作家绝大多数是拥护革命和靠近人民的；但是，能够以这样开朗广阔的襟怀面对一切，以蔑视的态度再接再厉地向反动派斗争，千夫所指，横眉冷对，却又实在是无逾于鲁迅的了。

    《且介亭杂文末编》是鲁迅在健康极坏的情况下不倦工作的成果。一九三六年他曾两次重病，拒绝易地疗养，认为“环境瞬息万变”，不应在这个时候“独自远行”(注：许广平：《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和宋庆龄先生的来信》，发表于1937年11月1日《宇宙风》第50期主要著作有《广尚思》、《诸子无鬼论》等。，后收入《关于鲁迅的生活》)。《白莽作〈孩儿塔〉序》、《续记》以及稍后的《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等是先后两次病稍起时的作品，或则缅怀战友，或则抒发感情。在这些文章里，或多或少反映着疾病对他情绪的影响：在义愤和亢奋中时而带着一点忧郁和焦躁。以行文而论，不仅和《二集》里许多杂感不同，也不及同书里《〈出关〉的“关”》、《我的第一个师父》等篇写得舒卷从容，不过战斗的精神是一致的。鲁迅对无产阶级怀着坚贞不拔的感情，《写于深夜里》以悲愤的笔调，描绘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秘密审判和秘密杀人，被称作“童话”的几个场面，正象《为了忘却的记念》里一些平淡然而深沉的叙述一样，渍血透纸，沁人肺腑。这两篇散文在三十年代感动和激励了无数正在前进的青年。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各阶层人民纷纷拥护。革命的形势正在起着变化。鲁迅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一九二七年血的教训还在眼前，十年内战中残酷斗争的印象又实在太过深刻，他从这些事实里培养起来的对于人民的爱，对于阶级敌人刻骨的仇恨，使感情不能立刻扭转过来，而当时一些魑魅魍魉的行为，又确实使他看不下去。他说：“‘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的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象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又说：“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这些充满着阶级感情的言论，说明鲁迅对革命前途问题曾经思考得多么深入。他的许多思想，都是和毛泽东同志相通的。当地一旦了解了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听到了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解释，他立刻毫不犹豫地宣告：“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注：《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统一战线问题的理解，远比一般左翼文化工作者要深刻。他阐述了统一战线对于文学运动的关系，认为在共同的目标下，革命文学不是放弃“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这种责任将是“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注：《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鲁迅对于民族解放运动中统一战线的看法，已经完全自觉地深入到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辩证关系里，使过去的斗争和当前的纲领统一起来，有了全面的完满有认识。在稍早的用日文写的《我要骗人》里，他揭发了以“日中亲善”骗取“共同防共”的阴谋，文章说：“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在稍后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里，他驳斥了用“阶级立场”反对统一战线的诡计，信里说：“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的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因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前一段话说明：大敌当前，反共的道路正是一条通向亡国的道路；后一段话又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违背了民族的立场，实际上也就是韦背了阶级的立场。鲁迅的思想在新的历史阶级里有了更高的发展。他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就他思想所包含的深刻意义而言，这又是中华民族在求生存的斗争中文化方面一个伟大的引导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