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革命面貌逐渐发生深刻变化。党在成立后的次年，就为全国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明确口号。由于共产党人集中力量从事劳工运动，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一九二三年二月之间，出现了工人罢工的第一个高潮。在共产党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继之而来的“五卅”斗争的发生，农民运动的开展，大大加快了革命的步伐。中国革命终于进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时期。适应这种形势，在文学领域内，便有一九二二年以后革命文学的酝酿和倡导。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走向工农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革命运动的蓬勃展开，产生了以文学样式从事革命宣传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各地革命风暴中，先后出现了一批作品。一九二三年发表的《颈上血》(注：《颈上血》最初刊载于《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署名“工人某”)，于“二七”惨案的血痕中唱出“颈可折，肢可裂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否认矛盾的次，奋斗的精神不可灭”的誓言，表达了京汉路工人反军阀的坚强斗志。流传在安源矿工中的叙事歌谣《劳工记》，虽然艺术加工较少，内容上也受当时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但却相当完整及时地记录了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大罢工从起因、经过到最终取得胜利的前后史实，赞颂了工人阶级得到自己的政党领导后所表现的伟大力量；它的篇幅长达一千数百行，也为群众创作所少见。在一九二二年开始农民运动的广东海丰地区，不仅流传着《田仔骂田公》(注：这是指彭湃最初编唱的揭露阶级剥削、反对宿命思想的一首。另有一首《田仔骂田公》，从内容上看，似是后来土地革命时期的作品)、《劳动歌》、《成立俺的农协会》等歌谣，而且也常以演戏的方式进行宣传鼓动。据当时报纸报导，拥有二万户会员的海丰农会，文娱宣传活动相当活跃。在一九二三年春节有五千余人到会的“新年同乐大会”上，“该会宣传部演话剧《二斗租》之农民悲剧，当演至贫农被田主侮辱时，状至哀，观众悲愤交集，会场为之鼓噪。而年迈农夫，睹此不觉老泪夺眶而出，有痛哭失声者……。”(注：见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中所引当时香港《华字日报》的报导。邓文载《中国青年》第13期，1924年1月12日。)此后，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中，也有大量歌谣产生。毛泽东同志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除曾设置“革命歌”、“革命画”等课程外，还引导学员调查全国民歌(注：见《中国农民》月刊第9期(1926年11月)所载《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一文)。至于上海这个工人运动十分活跃的城市，“五卅”时期就产生了《十二月革命歌》、《五卅小调》、《国民团结歌》、《吊刘华》等利用民间小调编唱的歌谣；这些歌谣大多革命意识明确，对帝国主义、军阀统治充满同仇敌忾。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出现的一首歌谣，尤为突出：“天不怕，地不怕，哪管在铁链子下面尚血花，拚着一个死，敢把皇帝拉下马。……”这首歌以气贯长虹的声势，表达了工人阶级为革命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即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逐步受到革命运动的影响，开始产生了一些反帝反封建的民间文学作品。如广西红水河两岸在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出现了壮族歌谣《穷人没有床》、《去找韦拔哥》等作品，控诉地主、军阀的压迫，表现壮族人民跟党闹革命的决心。内蒙伊克昭盟乌审旗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多归轮”起义，曾一度建立革命政权，蒙古人民在斗争中编唱了许多歌颂起义领导人希尼喇嘛(原名乌力吉杰尔嘎拉)的民歌。在二十年代，内蒙人民还创作了现代英雄史诗《嗄达梅林》。长诗反映了一九二一年在东蒙哲里木盟发生的一次自发起义，塑造了起义领导者嘎达梅林和他的妻子牧丹的英雄形象。上述作品的作者或为革命知识分子，或为工农歌手，但由于作品常在群众中间流传而得到了群众的补充和丰富。它们的出现，虽然还不能根本改变“五四”初期新文学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子中的状况，却代表了一种新的萌蘖。作为文艺与实际革命斗争紧密结合的最初尝试，它们在革命文艺发展史上的意义不可忽视。

    在作出上述初步实践的同时，从一些早期共产党人和青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也发出了倡导革命文学的呼声，提出了建立革命文学的理论主张。早在党成立的初年，一部分共产党人即对新文学运动有所引导。少年中国学会中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这是对宋明理学空，李大钊、邓中夏等共产主义者曾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两次提案里，表达了文学方面的一些见解。他们号召会员作家确信“主义”，使“文学不致徒供富人的玩赏”。为了“创造动人的文学以冀民众的觉醒”，他们要求“少年中国的文学家”“加入革命的民主主义运动”(注：见《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和第11期所载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7月南京大会上邓中夏的发言纪要和1922年7月杭州大会上李大钊、邓中夏等的书面提案)。一九二二年二月，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增辟了“革命文艺”栏，陆续发表若干具有革命鼓动内容的诗歌。同年在广州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曾作出决议，号召团员：“对于各种学术研究会，须有同志加入，组成小团体活动及吸收新同志；使有技术有学问的人才不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为无产阶级服务；并使学术文艺成为无产阶级化。”(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先驱》第8期，1922年5月。)一九二三年六月创刊的党的理论性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其发表的《新宣言》中，着重对当时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作了分析，指出“现时中国文学思想——资产阶级的‘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并且明确认为中国革命运动和文学运动“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这些都显示了共产党人对年轻的文坛的关切和促使文学有力配合革命事业而作的努力。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间，早期共产党人中一部分从事宣传工作和青年运动的党员如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瞿秋白、李求实、林育南(林根)、沈泽民、蒋光赤等，通过《新青年》季刊、《中国青年》周刊(《先驱》停刊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三个阵地，也通过某些进步文艺刊物，发表很多文章志着马克思一生中两个最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宣传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主张。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他们首先肯定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肖楚女在《艺术与生活》(注：《中国青年》第38期，1924年7月5日。)一文中，针对当时流行的某些唯心主义文艺观点(如所谓“艺术创造一切”，“摆脱一切的艺术才是真艺术”之类”，正确地指出“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艺术不过是和那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一样，同是……建筑在社会经济组织上的表层建筑物，同是随着人类底生活方式之变迁而变迁的东西。”蒋光赤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注：《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署名蒋侠僧。)还进而说明了阶级社会中包括文学在内有整个文化的阶级性以及无产阶级文化产生的必然性。共产党人力图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引导文艺为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服务。邓中夏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注：《中国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22日。)一文中，语重心长地批评了文艺青年中存在的“不问社会的个人主义”倾向，同时从正面剀切地劝告作家：“第一，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以便教育人民，揭露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所制造的“中华民族性不良”的谎言，提高民族自信心，扫除民族自卑感；“第二，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的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以便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在邓中夏看来，文学应该是“惊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的一种“最有效用的工具”。恽代英的《八股？》(注：《中国青年》第8期，1923年12月8日。)则明确要求新文学“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