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比如美斯乐村民不称其军职，而称呼“雷公公”。据说雷公公行踪神秘，平时出门带卫兵。他的豪宅更是戒备森严，有人站岗，一般人难以接近。又说他是个派头和官气都很大的人，笑里藏刀，一声令下就要你的命。如今残军虽然归顺政府，难民村都有自治会，但实际上大半个金三角地盘还是雷雨田说了算。事无巨细，比如做生意，比如有外人要居留，盖座房，弄块地来种，安身立命，都得雷公公点头同意。一个形象的说法是，雷公公用手杖在地上划个圈，表明你就是这块地的主人，否则你就得在三日内离开金三角，不然你就会在某一个白天或者夜里莫名其妙地从地球上消失，蒸发干净。

    还有人说，连雷公公都弄不清自己究竟有多少金钱和财产，有几十亿几百亿也说不清。说这话的人带着满脸的羡慕和愤怒，他说，雷公公在山上修美斯乐丽所，修宾馆和工厂，在清迈和曼谷买楼房办公司，听说他儿子还在台湾香港投资，那些钱堆起来像山一样高。关于雷公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那些人异口同声地讨伐说：还不是贪污军队的钱！归顺以后就变成他自己的了！

    总之当你在美斯乐，在金三角任何一个难民村采访，你都会不时听到人们对你说，雷公公怎么了，雷公公又怎么了。由此可见，这个被称作雷公公的老人的确是统治汉人流亡部落的灵魂和核心，他的权力和意志足以影响到金三角的每个角落。

    钱大宇对雷雨田保持一种古怪的缄默态度，他绝口不提有关雷公公的任何话题，哪怕他父亲曾经关押审问过雷雨田，与雷雨田一道命运沉浮达数十年之久。

    我决心采访雷将军，但是我相信欲速则不达的道理，所以不迫切上门求见，不去雷将军清晨散步的小道上拦截他，也不去“雨田茶馆”磨蹭转悠，这一切小伎俩只会令人厌烦。我抓紧时间工作，深入金三角腹地采访，我感觉在我身后有双好奇而且深藏不露的眼睛随时注视我。

    勐萨回来，人困马乏，我们决定休整一天，然后出发去江口、勐杯老机场和猫儿河谷。听说那边情况更复杂，不肯缴枪的坤沙旧部仍在活动，新崛起的毒贩常与军队交火，毒贩间火并频繁。我感到刺激，但是我并不想送命。钱大宇看出我的心思，他说：其实金三角就像一条河，只要你懂规则，熟悉地形，避开旋涡暗礁就安全无恙。我认为他说的很对。

    这天丰老先生突然来到我下榻的旅馆，他用一种很偶然的声调对我说，你想不想去见雷将军？那一瞬间，我的心快乐得几乎停止跳动，这就是说，雷将军终于同意见我了。这个金三角的灵魂人物，活的历史见证人，前国民党陆军中将，他是同意接受我采访了？钱大宇对我使个眼色，他悄悄在我耳边说：你去见了他，许多事就好办了。

    我当即随同丰先生去了美斯乐丽所，在那间很醒目的“雨田茶馆”里，已经坐着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他站起来同我握手，满脸慈祥，亲切而又不失身份，他就是金三角土地上的传奇领袖雷雨田。

    我注意到，丰先生，准确说是患局部中风症的前国民党军人丰师长在距离将军两三米地方，尽管走了很长一段山路气喘不匀，他还是两腿一并，吃力地抬起右臂，手掌碰碰额头，向长官敬了一个标准的举手礼。这个细节令我对军人的职业多了一分敬意。军人是一种烙印，它打在人的精神习惯上。

    深秋的阳光斜斜地洒下来，回廊上树影婆娑，有人给我们沏来盖碗茶，我们就着阳光和本地出产的高山茶，开始这次不同寻常的访谈。

    我从背景资料中早已清楚，雷雨田，原名张秉寿，云南曲溪人。1918年生，1937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宪兵学校，历经抗战八载，任昆明宪兵队长。1950年沿滇缅公路外逃，化名雷雨田，投奔金三角国民党残军，历任师长、军参谋长、军长、总指挥等职，是目前金三角国民党残军中资深元老。

    我问雷将军：“您为什么要化名，外界几乎没有人知道您的真名？”

    老人望着远远的天边，好像要竭力看清什么东西。他回答说：“那个时候，害怕累及家人啊，毕竟一人做事一人当……结果弄假成真，几乎没有人知道我的本来面目。”

    我说：“您回过家乡没有？您的家乡云南建水这些年发展很快。”

    他点点头说：“我回过云南老家，回去两次，是云南省政协邀请我回去的。政协刘主席请我吃饭，现在大家化干戈为玉帛，举杯一笑泯恩仇，都是中国人嘛。”

    我观察面前这位八十岁的老将军，他须发全白，皮肤上起了许多灰色的老年斑，但是精神却好，面色红润，目光有神，看得出是个头脑清醒的老人。我们的话题很快转到战场上，从1950年残军入缅，谈到几次大败缅军，反攻大陆以及后来江河日下的困境。

    雷将军情绪突然激动起来，他开始大骂美国人，骂美帝国主义。我愣住了，不解地望着他。据我所知，美国人应该是国民党的盟友和恩人，支持打内战，派军舰到台湾海峡，而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自始至终都有美国人插手支持。雷将军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老人的手有些哆嗦，把茶水碰洒出来。一个小姐赶快送来毛巾给老人擦手，他转向我解释说：“美国人从来不干好事！他们从来不做亏本生意，就是抗战开辟太平洋战场，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些美国佬，到处搅浑水，唯恐天下不乱。在金三角，我一直负责同美军顾问团联络，其中许多内幕黑幕，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只有我知道……我有权利作出评价！”

    我紧紧地盯住雷将军，唯恐他就此打住话头。这是独家采访，内幕新闻，珍贵史料，几十年后从当事人口中说出来，不啻上帝的恩赐！我的心紧张得快要发抖。雷将军仿佛随意地看我一眼，一瞬间，我眼前一亮，突然省悟到他决不是随便或者随口说出这些话来，他是有选择地对我说这些话。

    是因为我的……作家身份？与台湾的家族瓜葛？我在大陆的影响和知名度？他对我有什么期待？但是我基本上可以断定，他对我是有所期待的。

    有期待正是我所希望的，否则我将一无所获！

    关于五十年代美国人策反金三角国民党残军，雷将军坦言确有此事。他说，当时美国顾问在国民党军队中大肆活动，向许多掌握实权的高级军官许诺，如果脱离台湾将会给他们更多更好的美国援助。美国军官甚至煽动说，台湾坚持不了多久，所以忠于蒋介石没有出路，如果离开美国保护，台湾一天都存在不了。将来亚洲反共中心要转移到金三角来，等等。

    我问：“他们鼓动反蒋独立，目的是什么？”

    雷将军答：“西藏。他们要我们支援西藏独立。”

    我说：“蒋介石答应吗？他们不怕蒋介石翻脸？”

    雷将军叹口气说：“美国人就是知道台湾离不开他们，才敢这样狂妄。”

    我知道这是穷人的尴尬。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想起五十年代轰动台湾的“孙立人谋反事件”，孙立人的冤屈在于他没有谋反，但是美国顾问进行大量策反的间谍活动却是事实。雷将军很谨慎，对老长官李弥的事情缄口不提，我相信这是一种做人的道德修养，为尊者讳，这使得我对雷将军十分尊敬。

    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反目成仇，他们主动将搜集的情报提供给政府军，帮助政府军打击国民党残军。六十年代后期，美国中央情报局试图秘密雇佣国民党残军到越南战场作战，遭坚决拒绝。雷将军对美国人的反感和厌恶情绪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美国驻清迈总领事亲临金三角拜会雷将军，提出“互相帮助”计划，美国政府资助金三角搞建设，兴修水利，作为交换，他们应该帮助美国人“做一些事情”。雷将军一口回绝了美国人的好意。他们自力更生，开掘一条十三公里长的环山水渠，把河水引到美斯乐，解决山区的生活和生产用水。

    我们谈了一整天。其中一个小插曲，雷将军说着话竟然歪在椅子上睡着了，他只睡了大约二三十分钟，涎水从口角淌出来。我没有惊动他，毕竟是老人，年龄不饶人。我耐心等他醒来，他睁开眼睛，歉意地笑笑，接过小姐的热毛巾揩脸，然后继续谈话。

    我无意中提到钱大宇父亲钱运周将军，雷将军没有回答，而是打个哈欠，然后把话岔开了，这给我心里留下一个疑团。我说请问您与坤沙关系如何？他淡淡回答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各走各的道。我说坤沙曾经是您的部下？他又打个哈欠说不是我的部下，是李文焕部下。看来他不想谈这个话题。我发现一个规律，但凡他不肯交谈的话题，比如坤沙集团，比如护商走私，比如贩运毒品，他都会借打哈欠来岔开。我想其中一定有不肯示人的难言之隐。然而我所关注和意欲揭开的，恰恰正是这些被人们用沉默掩盖起来的黑色秘密！

    雷将军多次提到对邓小平的尊敬。他认为邓是个经邦治世的人材，大陆有邓小平领导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他对大陆改革开放的政策有很好的印象，他说：“从前作为军人，看问题是一种立场，一种方式。现在作为华侨，作为平民，看问题又是另外一种方式。原先我反对共产党，一心反攻大陆，光复神州，现在我不反对共产党。不管什么党，只要你把国家治理好，人民过上好日子，我就拥护你……发现错了，改了就好，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邓小平的政策对头，国家发生很大变化，老百姓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为什么要反对呢？”

    我在雷将军家里看到一台专门收看北京中央电视台节目的卫星电视，据说整个金三角只此一家，我想这就是老人的胸怀。这天雷将军备下一桌饭菜请我这个大陆客人，我在饭桌上又认识了许多其他重要客人，原国民党残军参谋长、军政部长、军需部长、副军长、师长，等等。我的心激动不已，暗暗考虑怎样安排对这些人物进行个人采访，我相信金三角的历史就浓缩在这些人物内心里。这天桌上菜肴居然全部是云南家乡菜，令我大为惊叹：汽锅鸡、炸鸡棕、路南油乳腐、狗街烤鸭、腾冲炒饵块、“大救驾”、宣威火腿、建水豆豉、麂子干巴、过桥米线，西双版纳米酒等等。在远离祖国的金三角，云南美食就是一种浓浓的乡情，但是我的大脑里已经被各种话题和采访念头塞得满满的，以致于什么味道也没有吃出来。

    听说雷将军自建一座豪华墓葬，我便循迹找去，在半山腰果然见了，为夫妻合葬墓。雷夫人尚未谢世，所以坟墓空着，雕梁画栋，很是气派。大理石上刻有约两千余字自传，嵌于石壁，为雷将军自撰。文字流畅，文白夹杂，状将军戎马一生，感叹时事人生，勉励后人，复杂心境流诸笔端。

    我拍了照，拿出采访本，将自传录于笔下。

    1952年，李弥对西方记者的讲话引起轩然大波。

    缅军吃了败仗，却不敢声张，打掉牙往肚子里咽。执政的吴努政府唯恐受到民众舆论和议会反对派攻击，对新闻界实行消息封锁，但是纸哪里包得住火，打败仗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在仰光民众首先是仰光大学校园里激起强烈反响。大学生举起标语上街游行，向市民发表演讲，抨击政府腐败无能。新闻界也勇敢地站出来响应，几家有影响的报纸冒着被查封的危险，披露战场真实战况，使民众看到一个巨大的阴影正在入侵和威胁他们刚刚独立的年轻国家。

    议员们感到受了蒙蔽，纷纷站出来声讨政府，要求总理吴努和国防部长兼三军参谋长吴奈温将军下台。其实政府决不是不愿意打败国民党，好在国民心目中提高威望，他们实在还是一群年轻的政治家，铁腕人物吴奈温当时只有四十岁，而他独揽军政大权时只有三十多岁。年轻意味着勇气和野心，同时注定缺少经验和眼光。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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