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事物，其实也没什么好安排。家丁已经被我分批遣送到以在其他地方已有根基的少年家丁那里了，阳翟的老屋只有两个照顾我起居的丫鬟和一个伴读的书童。把两个丫鬟也一并打发走，带着书童和高顺我就踏上了路途。
时间紧迫啊！明年黄巾起义一爆发，颍川书院就要被迫关闭了。一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打定主意到那里多看书、少说话，结交名人之事顺其自然并没有打算刻意为之，但观其言语和行为分析其心理还是要做的，毕竟以后有可能在战场上碰到这些人。
一路走来，发现乱象已现。民间已经到处在传诵“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了。官府门口也被人用白土写上了“甲子”字样，据我所知这是张角为了鼓舞士气命手下之人做的，意思就是到了甲子年将入主官府。
东汉末年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外戚和宦官之间争权夺位的斗争，相互轮番擅权，同时更加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皇族地主豪强强占土地，使之出现“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对人民加重征收赋税，加之旱灾，水灾连年发生，致使广大农民生活贫困，倾家荡产，“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到处出现“地广而不得耕，民矢而无所食”的凄凉景象。
根据我对这一历史时期的了解，太平道是在神学思潮泛滥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东汉后期具有宗教色彩的反抗活动日益增多（具体什么反抗活动就记不清楚了），从而对黄巾起义的组织形式产生重大影响；汉末统治者对异端神学的宽容，为张角等人以宗教发动、组织大起义提供了契机；太平道的十六字口号对穷苦百姓极具号召力，其治病助贫的实际功能，既富掩护性，又有利于组织、发动民众。
外戚与宦官的专权又阻碍了朝廷中士大夫的升迁，引起土大夫同外戚、宦官间的激烈斗争，酿成东汉后期的两次“党锢之祸”，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危机。由于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土地高度集中，农村经济凋蔽，广大农民苦不堪言，不断举行起义。光和年间，张角奉事黄老，以《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传教，号称“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为徒众画符治病，并分遣弟子周行四方传道，深得农民信任。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张角部署道徒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帅统领。
孟子曾曰：国之将亡,必出妖孽!
在我看来这妖孽一为天灾，连年来各地非涝即旱，蝗灾肆虐。但天灾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救助的，只要上下一心，组织得力天灾是可以克服的；但最主要的还是人祸，外戚与宦官不过是人祸中的跳梁小丑，人祸之根本还在于皇权过大。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当一个人可以无所估计的为所欲为时，那么内心的各种长期被各种法律、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束缚的yu望会日渐膨胀，最终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此时往往会将内心深处长期受到压制的最丑陋的那部分逐渐的暴露出来，最后歇斯底里的达到了所谓的上帝让谁灭亡,就先让它疯狂的地步了。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唐明皇李隆基了，在开始执政的几年里也是兢兢业业成就了所谓的开元盛世，但随着yu望的膨胀竟然把儿媳妇都弄到宫里当了自己地妃子才成就了后来的安史之乱
而中国历史上谁可以不受法律、道德观念或是宗教信仰的束缚呢？答案很清楚那就是皇权，皇权并不单指的皇帝而是指以皇帝为代表的整个统治阶层。这个阶层凌驾于法律之上，疯狂的摄取财富供自己享用。一但有人违反了阶层内部的游戏规则或有人想彻底推翻这一阶层就会受到群起而攻之。
历代的农民起义之所以不停的失败除了思想上的不成熟外很大的原因就在于，这一阶层一旦发觉有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他们的存在就会团结起来对外进行疯狂的镇压，而对内进行适当的调整。调整的结果往往就是将改朝换代，其代价就是换个首领的同时换个朝代的名字而已。
改朝换代能够不停的成功就在于作为这一阶层内的首领皇帝和起家族，在享受了最大的特权后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当危险来临时，被当作整个阶层的替罪羊而被无情的抛弃被送到世人面前。看看我们已经把昏君推翻了，你们那些起来造反的人该满足了吧！
而在这一阶层内还有奇特的游戏规则，你按规则来，那么就可以享受各种特权。可一但你违反了游戏规则，当违反程度达到了让大多数这一阶层的人感到愤怒时，就会联合起来将破坏规则的人毁灭。历史上的变法维新大多不成功就是因为变法者破坏了游戏规则，影响了其他人的既得利益。
而这个阶层内的人也并不是总是团结在一起的，弱肉强食贯穿了这个阶层的整个历史。yu望是无止境的，为了蹬上权利的最高点使自己在享受到特权的时候不至于被更高的特权拥有者剥夺自己的利益，阶层内的人在外界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就会互相倾轧。
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以及士大夫面临存在被推翻享用特权可能性的外部压力面前，就会自动团结起来。而当危险不在存在的时候就开始了一段新的自我调整，东汉王朝的灭亡是这种调整的必然结果。因为大家需要一个人或一部分人来对前一阶段为大家带来的危险处境负责，从而使整个阶层人员从心理上得到一种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