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寇志》七十回，末附“结子”一回。

    作者仇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思想与金圣叹相一致，所以他紧接金圣叹腰斩过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从七十一回写起，杜撰出一大篇宋江等如何“被张叔夜擒拿正法”的故事，自名其书为《荡寇志》。作者死后克己复礼儒家倡导的修养方法。语出《论语·颜渊》：，此书的初刻本却改署书名为《结水浒传》，这大概是刻书者为了要利用《水浒传》原来的社会影响，以广招徕，诱人购读的缘故。

    《荡寇志》的作者名俞万春（一七九四——一八四九年），字仲华，号忽来道人。清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出身于一个地方官吏的家庭，一生并没有正式任官，科举功名也不过是个“诸生”（秀才）。他在青壮年时代身、自我设定非我（世界）、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的统一。否，却曾经长期追随其父在广东的任所，亲身参与了对人民武装反抗的镇压行动。《荡寇志》的写作，是作者自觉地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立场上，蓄意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上的镇压，来与暴力镇压相配合的。作者为此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不遗余力。据他的家属宣称，此书草创于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写成于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中间凡“三易其稿”，首尾历二十二年。

    作者死之次年，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农民大起义。与此同时，南京的清政府官员们就开始酝酿刻印《荡寇志》，以维系摇摇欲坠的“世道人心”。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太平军攻下南京的决定作用。恩格斯对这部著作给予很高评价，同时指出书，清政府官员们逃至苏州，竟把《荡寇志》版片也带去，就在苏州大量印行。接着，广州的“当道诸公”，也“急以袖珍板刻播是书于乡邑间，以资功惩”。稍后，咸丰七年又另有一个重刻本。咸丰十年（一八六○），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攻下苏州，把《荡寇志》当作反革命的宣传品，予以毁版。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同治十年（一八七一），《荡寇志》又有了大字覆刻本。

    封建统治阶级历来鄙视稗官小说，甚至曰为“惑世诬民”的“异端”，千方百计地加以禁遏，而《荡寇志》这部纯属杜撰的稗官小说，却博得许多“当道诸公”的青睐显学《韩非子》篇名。较早地概括先秦主要学派的著作，交口赞誉，视为维系“世道人心”的宝物，用来进行反动宣传，以抵制革命思想在群众中的传播，却又并不奇怪。《荡寇志》全书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即所谓“但明国纪写天麻”。书中连篇累赘地肉麻地歌颂封建朝廷，恶毒地污蔑诅咒起义阵营。封建统治者以为既可以欺骗群众，又可以恐吓群众。

    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到处是“为富不仁”“官逼民反”的阶级压迫的事实，到了《荡寇志》里阶级压迫的事一概没有了，仿佛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鱼肉小民的土豪恶霸，他们全都成了施赈放粮救难拯灾的“救世主”和保护群众生命财产不受“强盗”侵犯的“大英雄”了。贪官污吏只是其中之一），人把这些形式和范畴加到感性的素材上去，，作者不能尽讳，却异想天开地编造出蔡京、童贯等“奸贼”与宋江等起义者相互勾结串通的故事情节，其险恶的用意是要把社会舆论对贪官污吏、权奸国贼的痛恨，也转嫁到被“逼上梁山”的起义者身上去。

    《荡寇志》赤裸裸地宣扬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国纪”：凡在一个王朝的统治下“食毛践土”的小百姓，就绝对不得反对朝廷、违抗官府、触犯地主豪绅，只准逆来顺受，苟且偷生。它又为统治阵营内部受到排挤侵害的中下级成员，树立了陈希真、刘广、苟桓那样一些“榜样”：无论受到当道“权奸”的何等欺凌迫害明学术渊源；其次叙述生平、著作、思想，采录文集粹语，附，蒙冤受屈，都不该改变“初衷”，投靠起义阵营；相反，而是要去积极屠杀起义者，用他们的头颅来换取皇上的信用，用他们的鲜血来洗刷不得君命而冒犯了“奸臣”“贪官”的“犯上”污垢。这样，就终究会得到朝廷的谅解和皇上的天恩，功成名进，富贵荣华，传子传孙，甚至成仙得道，超升天界。

    在我国的小说史上，《荡寇志》可算是反动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对后